对民事法律行为的重新思考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它导致了民法学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也违背了逻辑规则。应该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重新认识。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必备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为国家对当事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评价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来对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中国民法物权编创设居住权制度的立法构想

在理论界中,关于居住权立法相关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 从《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开始,对于有关居住权条文的大幅度增加就引起理论界热议. 在2007年《物权法》最终稿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居住权立法的相关条文,这也是搁置争议、留待民法典加以解决的总体思路指导下的权衡结果.     

公共卫生法治的价值取向和机制建设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受到地震、战争、传染性疾病等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威胁。在某种意义上,传染性疾病的暴发比战争和地震的威胁还要大,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人员流动性大幅度提高,局部的传染病疫情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并迅速演化为全局性的重大危机。公共卫生法治对于科学有效防治传染性疾病、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公民基本权利、维护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社会稳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生到死的民法学思考——兼论中国卫生法学研究的重要性

本文因循着从生命孕育到死亡的轨迹,逐节地剖析人生的每个阶段所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希冀以民法理论和民法精神关照生命健康领域中的权利义务存在的多样形态。生命孕育阶段的谁有生育权、试管婴儿、代孕母亲、胎盘归属等问题,生命存续阶段的医患纠纷、隐私保护、器官移植、人体试验等焦点;以及生命终结时脑死亡标准、安乐死、尸体的属性等争论都是本文研习的内容。通过这一系列的阐释,在研究各个重要问题时,本文更想唤起法学家乃至所有人应该认真对待医学中的法学问题,实现现代民法对人从摇篮到墓地的终极关怀。     

住房保障法的起草：目标、原则与内容

住房保障法的立法宗旨在于建立完善我国住房保障体系，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住房供应量的不足和供应渠道单一的制度诟病，保障人民普遍享有住房福利。这种福利并非仅仅围绕“产权”不放，因为住房保障法的目标不是保障人人能“居者有其屋”，而是保障“住有所居”的实现。基于此，住房保障法应以发展租赁式保障为主，同时应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层次的保障方式，实现住房保障法保基本、广覆盖、分层次、国家保的基本原则。     

公共卫生法治建设:意义、价值与机制

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意义在于保护公众健康,其核心价值取向在于在公众健康权与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之间求得平衡。想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平衡好三组关系：一是强制隔离与人身自由保障之间的关系,二是征收、征用制度与财产权维护之间的关系,三是公共卫生治理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同时,应从公共卫生法治基本机制入手,健全领导、协调和执行机制,建立公共卫生的长效投入机制,建设科学化、专业化、权责一致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评估与预防机制,完善报告和发布机制,建立敏捷、高效、反应快速的应急决策与处置机制,严格监督问责机制,并充分利用好公共卫生的国际合作机制。     

信心与思路:我国设立优先权制度的立法建议

我国物权法的起草进入了紧要的关键阶段,许多物权制度的取舍在立法者之间都存有较大的争议,而优先权制度的取舍就是其中争论最大的一个。文章循立法者的思路,分别探讨了优先权制度的立法趋势、立法价值,回答优先权并非一项已经衰微的制度,而是在很多国家都有规定并呈现不断发展趋势的制度;优先权制度具有独特而重要的立法价值,非其他担保物权所能替代。并进一步分析了优先权的性质,以明确其在我国物权法典中的定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优先权立法进行种类选择应遵循的原则,并对优先权立法过程中出现的"公法债权是否可以通过私法进行保护"、"优先权与物权公示制度的冲突与补救"、"设立优先权过程中平等与特权的价值抉择"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     

《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体系展开

近二十年,居住权终于入典,意义重大.不过,《民法典》物权编第十四章关于居住权的规定既有模糊之处,又有规范缺失,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便于法律适用的同时,尽可能拓展其制度体系和适用场景.在系统讨论并扩展了居住权的主体、客体、权能的同时分析居住权的设立、伴随债之关系、移转和消灭等法律适用问题.借此使得作为一种新类型用益物权的居住权制度,从纸面规定变成现实中人们利用财产的一种新形式,并借助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论订立合同作为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基础的限缩适用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前段确立了“合同必需规则”,包括以订立合同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情形。然而,该项仅要求“为订立……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过于宽泛,既不符合目的正当性原则,又可能危及信息自决,存在隐藏的法律漏洞。为此,应对该项作目的论限缩,增加“应信息主体要求采取措施”以限制其范围。订立合同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应符合三项构成要件：其一,处理行为发生在与信息主体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但应排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其二,信息主体主动要求处理者采取措施;其三,处理行为是为采取先合同措施所必需。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合同法之间存在密切的体系关联,但同时又应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     

法学教育应增强社会回应和思想创造能力

首先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法学院成立二十周年表示祝贺.北航法学院在我们国家法学教育当中走出自己独具特色的一条道路,有很多亮点,特别是在龙卫球教授2007年担任法学院院长以来,有了非常大的质的飞跃,在整个法学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有不少工作走在前列,如在空间法、网络与信息法方面的研究,设立了工业法治信息化研究院、实验室,很好地结合了北航的工科背景. 在学科特色方面,北航法学院确实走在了前列,值得很多大学的法学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