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翻译家沙博理研究综述——基于中国"红色"翻译时期(1949—1966)的分析

我国对于翻译家系统性研究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近30年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探索出了逐渐清晰的研究脉络。虽然探索研究翻译家的研究范式日益规范，但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却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过于集中于名家名著，因而疏于对隐形价值翻译家的挖掘与探索；研究途径浮于表层的史料钩沉，缺乏理论的支撑。试以翻译家西德尼·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为历史语境，结合描述性翻译研究及文献计量法，梳理和归纳国内外对“沙博理”的相关研究，描述学界对外来译家的研究现状，以期对后续以沙博理为代表的外来翻译家研究有所裨益。     

文化浩劫中的译者意志

学界对外来译者沙博理在华翻译生涯大致区分了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二十六年.这一时间上的区分使得学界对沙博理的研究更具像化.从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自我身份构建出发,以沙博理翻译生涯第二个阶段为个案研究对象,厘清特殊时期国家强权意识形态下译者意志的彰显,从而为"文革"时期外来译者在华翻译活动的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沙博理"一人三体"的翻译模式,能够对现阶段中国文化"走出去"起到借鉴与启示作用.     

从中国翻译史论的发展探寻中国史论结合研究模式

一直以来史论关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史论结合的研究范式，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过去、当前所处的和即将发生的发展过程及相关事实总和的综合研究，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历史发展的全面把握，进而发现事物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性，提出更为科学的理论观点，指导并预测事物的未来发展。翻译史与翻译理论是同属翻译研究分之下的研究对象，近年来关于翻译史论关系的探讨为译学界所热议。文章结合史论结合的研究范式，通过对翻译史的梳理，厘清翻译观的嬗变，进而对当下翻译现状有一个历时的了解与共时的把握，以期对现阶段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构建有所裨益。      

贝尔曼理论视阈下外译“红色”小说的“变形倾向”分析——以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为例

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认为,每一位译者都不可避免地且持续性地受到“民族中心主义”力量的影响,只有对译者的工作进行心理分析,并使译者意识到这些“力量”,才能排除翻译中归化的倾向,形成中立的态度.基于此,以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中的“变形倾向”为例进行分析,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错误倾向”有所提醒,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有所裨益.     

意识形态影响下《非洲的青山》译本对比 ——以张白桦、张建平译本为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勒弗菲尔提出了操纵翻译的三大因素,这成为文化转向的核心范畴,对当代翻译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试从海明威的《非洲的青山》入手,以张白桦、张建平译本为例,分析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对译者译作的影响,为勒弗菲尔的操纵翻译的三大因素中的意识形态提供个案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