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共性之内涵解析与考察框架

众多论述中少有对传媒公共性之内涵进行界定与解析。本文从既有公共性理论出发,将传媒的公共性界定为传媒在服务于公共利益以及促进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属性。据此界定,传媒的公共性就不是先天的,而是历史的,也是社会各方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在对传媒公共性属性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和解析基础上,本文认为要分析传媒的公共性必须从其在充当社会环境监测者和公共话语平台两种角色的表现进行入手考察。     

中美公共政策学教材建设比较研究

美国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建设有其特色与优势:一是教材作者的资深化和高水平化,二是教材内容的本土化和案例化,三是教材的学术价值高,四是教材语言生动、简洁明了、图文并茂,版式编排人性化.对比美国公共政策教材,不难发现我国公共政策学教材建设的差距和不足,从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与借鉴:一是应当重视专家学者在公共政策学教材建设中的作用,二是应当高度重视公共政策学教材内容的本土化和案例库建设,三是应当提高公共政策学教材的学术含量,四是应当重视公共政策学教材的编写形式.     

中国行政学学科建设:科学化和中国化

实现行政学的科学化和中国化,这是中国行政学学科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根本任务。那么,如何实现行政学的科学化和中国化呢?这是一个需要中国行政学人共同来研究的重大课题。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篇幅所限,文章仅从某些角度对行政学的科学化和本土化问题做了初步的思考和分析。     

略论邓小平的错误观

在邓小平的视野中，一方面错误是客观存在着的，人难免犯错误，我们不应惧怕犯错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对待之；另一方面，承认错误难免并非要任错误扩大和泛滥，我们应力求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要及时改正，善于从错误中学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实践邓小平正确对待错误的思想和敢于“试错”的精神，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缺陷与突破

如何及时、准确、有效地将廉政政策传播到位，既是廉政政策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廉政政策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我国既有廉政政策传播模式无论是在传播渠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为了突破现有传播模式缺陷，提升廉政政策传播效果，必须因应新情况、新问题，大力推进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创新：一是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导入全媒体联动传播模式；二是大胆进行传播内容创新，增强政策传播实际效果；三是构建政府、媒体、公众三方良性互动的政策传播新模式。     

当代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关系发展的障碍及其突破

在现代民主社会,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水平,这也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象征。当前我国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关系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现实障碍,主要包括互动主体的互动意愿不强、互动信息的不对称、互动议题的局限性以及互动机制的不健全,等等,要突破上述障碍,则应从互动意愿的加强、互动信息的公开与平衡、互动议题的完善和互动机制的优化来促进我国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良性互动关系发展。     

中国行政学学科建设:困境与出路

中国行政学经过多年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困境:一方面,中国行政学的建设和发展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问题、不足与误区;另一方面,中国行政学的建设和发展又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各种挑战。为了摆脱困境,提高中国行政学学科建设的水平,我们必须有面对困境的勇气,并切切实实按学科建设的规律把学科建设落到实处。只有这样,中国行政学才会有一条好的出路。     

中西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比较分析

中国行政学经过多年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在方法论的建设上却进展缓慢,这势必影响中国行政学的长远发展。而西方行政学的方法论建设远远领先于我国,这也是中国行政学与西方行政学的重大差距之一。为了缩小差距,促进中国行政学的长远发展,我们务必大力加强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建设。     

新公共服务的行政责任观及其启示

通过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观的反思尤其是对新公共管理的行政责任观的批评,新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行政责任观。新公共服务的行政责任观并没有把行政责任问题简单化地看待,相反,新公共服务承认责任问题的复杂性,认为公共行政官员即便是在涉及复杂价值判断和重叠规范的情况下也应该为了公共利益而竭诚为公民提供服务,这就是新公共服务行政责任观的核心理念。新公共服务的责任观无疑对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有着深刻启示。     

公共性视角下的大众传媒与政策论辩——以《南方周末》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政策的论辩为例

从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概念出发,以《南方周末》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政策论辩为案例,对大众传媒及公共政策之公共性问题进行考察。在该大众传媒个案中,传媒的公共性得以很好彰显。而在该公共政策个案中,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也充分显现。本个案的剖析,可以为当前中国大众传媒、公共政策之公共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微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