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以康德与牟宗三为例

康德提出了作为道德律之基础的“自由意志何以可能”的问题 ,认为“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公设”,而牟宗三认为自由意志不是“公设”而是真实的存在。其实 ,康德与牟宗三分别代表中西哲学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与传统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由“转识成智”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神学”,而“由智化境”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形而上学”。     

历史的叙事、评判与信念——兼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何以可能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它的确切含义应是:大凡人类以往的行为与活动,只有经过思想的理性反省以后,才进入历史的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思上说,历史其实与哲学具有同样的性质与意义。而历史反思不同于哲学反思的地方在于:它表现这种反思不是采取概念思辨以及逻辑推理的形式,而是运用具象的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在形式上总是采取"讲故事"的形式,而非抽象的议论与逻辑推证的方式。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历史其实是认知的科学,具有认知的性质。     

20世纪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刍议

20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景观色彩斑驳 ,姿态各异 ,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蜂起。对此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加以概括 ,比如政治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从一般社会文化的角度上看来 ,不妨把各种各样的思潮归纳为三种 :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改良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这三大社会文化思潮与其政治立场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大体上说来 ,文化保守主义坚持一种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 ,文化改良主义持守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 ,而文化激进主义则抱持一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一、文化激进主义的判别标准从目前学术界的主流来看 ,关于“文化激进主义”的理解…     

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三论清华学派的文化观

一、“划界”方式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甚至更早,自从工业革命以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一直是世界哲学与文化讨论的重大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必然会面临的问题。自从韦伯划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将现代化过程视为工具理性化过程之后,现代化过程必然会引发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与对抗,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刊之论。在20世纪,科学与人文的紧张与对立已不限于学术界,而且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遗产的一部分,是压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身上的一种梦魇。     

荀子人性思想探微

梁启雄说:“汉文帝时,孟子列于学官,立博士传授,推崇有加,而荀子以与孟子微异其撰,既扬孟必抑苟,轩轾之判,自此始矣!”(《荀子简释·自叙》)指出了荀子自汉文帝以后长期遭受儒家冷落的事实。但他看轻了孟子、荀子在人性说上的重大分     

“格义”与“会通”:论严复的诠释学

本文以严复对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介绍和诠释为例,指出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理解与诠释包括“格义”与“会通”两个环节。“格义”以对异域文化的理解为指向,强调诠释者的主体性与本土文化意识;“会通”则重在新意的产生和创造,要求超越诠释者的主体性,从超越的立场实现不同文化传统的视界融合。     

东亚儒家社群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以中韩儒家社群主义为例

东亚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社群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它在历史上呈现为中国儒家与韩国儒学为代表的典型类型.其中,中国儒家社群主义以"四书学"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韩国儒家社群主义则是以"礼学"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两种类型的社群主义尽管在历史形态上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却具有其作为东亚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品格.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亚式的儒家社群主义面临着两种发展前景其一是挑战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二是转化为儒家自由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孰者更大?这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历史实践的问题.     

“幸福的艺术”：庄子与禅佛教

庄子与禅佛教的幸福论包含四个方面：顺生、适意、无执、中观。所谓顺生,就是接受并且顺应我们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有限性,幸福的实现就在每个个体的有限性存在之中。适意指的是个体幸福的独特性,强调每种生命类型都可以体现与实现幸福。然而,无论顺生或者适意都不能涵盖个体追求幸福的全部内容,真正的或完满的幸福还包括无执与中观。无执的幸福要求彻底泯消一切差别,包括泯消个体我的“有执”,这其实是一种超越了世间的有执幸福才能体验到的幸福。但对于庄子和禅佛教来说,最高义的或胜谛义的“幸福”是中观的幸福,这是一种既包括有执的世间幸福,又包括无执的出世间的幸福的幸福。而这才可以称得上完满意义上的幸福。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要是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参加变法运动的。那么,变法失败后为什么梁启超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康有为不能呢?我们应该看到,早期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相比,就存在差异。百日维新以前,梁启超将民权和绅权并重,     

人学本体论的重建——许苏民著《人文精神论》读后

若干年前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曾经喧动一时,至今其声响似已相当遥远。究其原因,这场讨论尽量触及到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问题,然其讲座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就“文化”而言文化,而忘记了文化须有其哲学的根基。换言之,其实文化问题的深入讨论,最后必着眼于对其哲学地基的清理。就这种意义上说,当年的“人文精神”讨论虽然热闹,却流产了。然而,这场讨论却刺激了一位思想者的深思,多年以后,他将对这场讨论的思考结果写成了一本大书—《—人文精神论》。《人文精神论》与其说是当年“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不如说是对这场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