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底层文学总体性缺失检讨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先锋文学思潮始,新世纪文学总体性视野日渐模糊,尤其是底层文学出现总体性缺失,其主要症侯表征为缺乏辩证性的道德化写作、人物形象图谱单面化、廉价的苦难情怀、现代性焦虑症与文体风格滥情/戏谑化.新世纪底层文学要从歧路回到正途,必须重拾总体性视野,准确定位中国当下社会的现实阶段状况与未来走向,塑造鲜活饱满的典型形象,藉此揭示底层与中国当代历史隐秘而复杂的互动纹路.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互文视域下马克思“希腊艺术典范性”论述

谈论古希腊艺术的辉煌是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潮演进中一个不容绕开的话题,马克思关于古希腊艺术典范性的论述是在这一话语语境下阐发,本身亦构成这一学术谱系链条上的重要一环。马克思在何种意义层面阐释古希腊艺术的"迄今仍不可企及"的审美价值,它与马克思艺术观如何关联,这些问题被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发展不平衡性"命题的思考长期遮蔽。本文认为,马克思在迥异于从维柯、荷尔德林到席勒等人的路径,亦超越了黑格尔的意义层面上,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艺术生产论出发,认为相比现代社会"人"处于由其与艺术生产、牟取剩余价值等联结起来的利益链条的末端,古代社会"人"作艺术生产的直接和最终目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古代艺术作品中更为鲜明和凸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古希腊艺术确实显得比现代艺术"崇高得多"。     

论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叙事的世界性因素

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在文体探索与叙事革新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具体表现为：布满空白、结局不确定的开放式结构,将读者拉入小说创作及其意义生成过程中;充斥全篇的叙述自我指涉,将事件各种可能的结局并置,使小说承担起破解＂生活的丰富性与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功能;以貌似轻佻油滑的叙述流,述说实则沉重严肃的故事,达到＂以轻写重＂的张力效果;非个性化的叙事人在多重身份间转换述说,使得小说避免了单一的宏大或私人叙事的陷阱。韩少功这些探寻小说形式可能性的努力,为小说文体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成为中国作家融入世界文学的重要表现。     

审美、文化与叙事——与谭君强教授“审美文化叙事学”构想的商榷

作为旨在建构超越西方的中国叙事理论努力的结晶，谭君强教授近年通过一系列颇具分量的论文与专著在学界提出并倡导“审美文化叙事学”构想。谭教授建构“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学术努力是以“理论框架构想——具体理论问题探讨——文学批评实践”三位一体的方式展开的，显现出论者严谨而极富功力的学术求索精神。然而由于表述上的疏忽，对理论构想中所涉及的关键词缺乏相对确切清晰的界定与阐释，以及对于文化叙事学与审美研究之间能否与如何兼容未做出有力论证，对审美文化叙事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批评运作未做出详致探讨与及时总结，这些缺憾导致谭教授的构想在理解与接受上造成诸多疑义，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构想论证的缜密性，而构想的可操作性和阐释效度亦因此受到置疑。本文认为，鉴于是对文化叙事学的纠偏与修正，“审美的文化叙事学”一语作为对谭教授构想的表述会更为准确合适。另外，文化叙事学与审美研究的交叉融合，可以最大限度消除两者的局限性，面对当前特定的文化审美境况，“审美的文化叙事学”可以充分释放出其对现实的阐释能力。在总结谭教授批评实践的基础上，文章概括了“审美的文化叙事学”的独特研究路径，并指出如何适当有效灵活系统地调动不同方法，用来对叙事文本做出审美分析与审美价值判断，仍有待于我们的积极探索与总结。     

文化研究语境下后经典叙事学的现状与走向

后经典叙事学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拨和超越是全面而深刻的,前者对后者的反拨和超越主要体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展与延伸、研究方法的更新与丰富、交流手段的多元化、对经典文学之外的非主流文学和文化叙事的关注以及关注叙事形式结构与意识形态的隐秘关联等诸多方面.然而,在当下文化研究的语境下,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应该如何引导文学葆有一个叙事探索的空间,使叙事回归语言、回归精神审美,继续拓展经典叙事学具有生命力的部分,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置疑与重建——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的历史意识

疯癫叙事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它们传达出新中国前四十年文学所不曾有过的历史意识,这些历史意识包括历史形态与叙述姿态的开放,将历史作为一种审美修辞对象消费。具体而言,即对历史形态的重新认识、自我置疑的历史叙述姿态、寻求历史认同和重建历史话语意义。将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所传达的这套历史意识,放置到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意识流变的坐标轴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历史意识是在认识到过去文学叙事的局限的基础上,对其做出的有限度的反拨与超越。     

审美、文化与叙事——与谭君强教授"审美文化叙事学"构想的商榷

作为旨在建构超越西方的中国叙事理论努力的结晶,近年来,谭君强教授通过一系列颇具分量的论文与专著,在学界提出并倡导"审美文化叙事学"构想.谭教授建构"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学术努力是以"理论框架构想-具体理论问题探讨-文学批评实践"三位一体的方式展开的,显现出论者严谨的学术求索精神.在总结谭教授批评实践的基础上,本文概括了"审美的文化叙事学"的独特研究路径,并指出如何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叙事文本做出审美分析与审美价值判断,仍有待我们积极的探索与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论述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论述精辟且自成体系,他们对民族属性深刻辩证的理解,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标举的立场基点。马克思、恩格斯拒绝民族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摒弃民族沙文主义与抱残守缺心态,鼓励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警惕价值立场暧昧的普遍主义,其开放性的民族主义品格是理解与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自身境遇,澄清中国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某些论争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马克思对民族与人类解放关系的科学揭示,对于洞彻后殖民批评的悖论与危险,透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第三世界文学暗含着的黑格尔主—奴关系的隐喻结构,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不管是后殖民批评,还是对第三世界怀有善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都不可能代替第三世界的民族完成自身的文艺批评理论建构。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