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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西方的"互文性"文本理论出发,揭示了陶渊明与张衡、束皙的关系,对嵘<诗品>品陶之说进行了补充.文章特别强调陈寅恪对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的重要性,通过理论的阐发和诗文的对照,表明了陶渊明对汉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本文对<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指出,陶渊明与张衡、束皙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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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烨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7(2)
陶渊明本人是精通音乐,并通晓古琴艺术的。读书和弹琴是陶渊明日常生活中的赏心乐事。陶渊明的音乐艺术修养还表现在他对自然之声的敏感和兴趣。弹奏"无弦琴",是诗人的风流,这种风流本身也就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浪漫的艺术显现过程。陶渊明的"无弦琴"深寓着老子"有生于无"、"大音希声"和"有无相生"的哲学本体论理念,它显示的不仅是一种艺境——诗人的脱俗气质和音乐家的潇洒风流,更是一种道境——超越寰中、凌驾今古的终极性的哲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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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悲美:中古时代的挽歌与挽歌诗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挽歌是古人送葬时所唱的歌，由乐曲和歌词两部分组成。春秋战国时期，挽歌已产生。汉魏以后，唱挽歌成为朝廷规定的丧葬礼俗之一。与此同时，挽歌开始冲破送死悼亡的樊篱，有了更广的应用范围，许多士林名流耽爱挽歌。至魏晋南北朝时，挽歌诗成为一时之风尚，许多名士借此充分显示了其蔑视礼俗、潇洒不羁的魏晋风度。挽歌独特的悲哀情调，凄美的美学风格表达了士人以悲为美的美学观念，也是他们各具风神的生存哲学的诗意显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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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际的著名隐士“四皓”之所以成为中古时代隐逸文化的一个符号，原因在于他们在易代之际做出的抉择，而士人的这种抉择是最见人性、人情，最见人心、人品的。西汉时代司马迁、扬雄对“四皓”的文化定位，为中古士人对“四皓”的接受和阐释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充满了文化的张力。重视自然者，推重“四皓”的隐逸；重视名教者，赞美“四皓”的事功；调和自然与名教者，则是完全接受了“四皓”的全部意义。“四皓”体现了真隐和大隐的境界，对他们而言，生命的意义不是来自他人的安排，而是个人的追求：如果要自由地呼吸，保持生命的尊严，就必须按照个人的意志来行事。道德与诗性合体构成的人的精神是永恒的，是不可摧毁的，“四皓”正是这种精神的载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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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烨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
对《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的研究,清人已开其先河。吴若准、唐晏、张宗祥首先为之,廓清面目、恢复旧貌,嗣后现代学者徐高阮、范祥雍、杨勇等人复致力于此书的整理,笺释工作,成绩斐然。陈寅恪先生早年著有《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详考以《伽蓝记》之体例渊源,令人耳目一新。这些学人的工作为《伽蓝记》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郦氏之《水经注》在学术界已蔚成显学,而治《伽蓝记》者廖若晨星,给人冷落之感。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有关杨炫之及其《伽蓝记》的若干基本问题加以研讨,以期唤起海内同人的注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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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公”与“惠孙”：陶渊明《咏贫士》诗未明人物考实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通过考证,陶渊明<咏贫士>中的"阮公"为阮修,"惠孙"为孙钟."阮公"其人之郁而不明,是由于相关史料的残缺,而"惠孙"其人之难窥真面,则由于陶渊明有意采取了一种隐晦的指称方式,它既与纬书的影响有关,也由陶渊明父、母两系先人与孙吴政权的特殊关系所决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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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烨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4(4):10-17
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的《止酒》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诗体风貌,那就是每句诗都含有一个“止”字。对于这种诗体形式以及这首诗的题旨,前人见仁见智,颇多争议。通过掘发《止酒》诗在诗史上的特殊意义以及融会多元思想于一炉的深隐寄托,展示其似浅实深、由浅入深、浅深兼赅、浅深相照的艺术特质,揭示其历史原貌。《止酒》诗的诗体形式渊源于著名的汉代乐府诗《江南》古辞,融会儒道思想于一炉。其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文人墨客诗酒风流的精神空间,由此后代诗人形成了以止酒为高、以止酒为雅的代代不绝的“止酒情结”,而这也成为一种胸怀洒脱的人格象征。美是生命,酒神的舞蹈乃是生命的欢歌。美是凝视自己镜中身影的永恒,陶渊明的饮酒是永恒,陶渊明的止酒是明镜。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