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与治理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电信产业演进的证据

本文将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及治理绩效间关系这一研究问题寓于作为复杂经济系统的中国电信产业演进和改革过程之中,通过事件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结合运用,在搜集中国电信产业1949年-2009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1997年-2007年发展数据以及对其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公司治理环境和治理行为的发展过程遵循间断均衡演进规律;中国公司治理行为呈现对治理环境的整体跟踪与滞后效应,并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对环境产生影响;治理环境与治理绩效具有密切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完善以及战略能力的提升是治理缋效提升的前置因素.     

村庄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的重构研究

通过对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的比较,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适合村庄建设用地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以此为基础,依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规模双因素控制,重构了人均建设用地技术指标。该指标体系解决了村庄人均建设用地无技术指标的状况,为从事村庄规划的技术编制及管理提供了理论的借鉴及实践的指引。     

网络治理研究前沿与述评

"网络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技术网络、组织网络和社会网络研究的热点问题,企业网络治理也是工商管理领域的前沿研究方向。技术网络治理、社会网络治理、组织网络治理以及三者的融合是当前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也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转换企业发展模式、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对技术网络治理、社会网络治理和组织网络治理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进而从网络组织与网络治理的内涵、公司治理到网络治理的发展、研究内容及科学问题以及研究动因和研究方法等视角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供研究者参考的未来研究方向。     

创新生态系统内的知识势差与知识流动机制

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知识流动对于协同创新和产业链升级有着重要意义，而其内部创新主体的知识位势分布特征是影响知识流动的关键因素。根据创新主体的知识存量和知识扩散的方向，将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企业分为高知识位势企业、中间知识位势企业和低知识位势企业。通过构建三方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知识流动行为、消极参与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知识广度势差有利于创新生态系统内的知识流动，而过大的知识深度势差则不利于知识流动行为的产生；知识吸收转化能力和内部知识流动的通畅性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向知识流动良性循环的路径演化；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知识流动行为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故应在合作形成的初期就避免消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由于核心企业或行业领导者与新创企业或集群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知识势差，使得知识的转移与吸收过程变得艰难，中间知识位势主体此时则扮演了知识流动中介和辅助者的角色。     

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治理中社会约束影响的实验研究

本文在理论回顾基础上,结合横向监督理论,提出将社会约束引入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能够有效激励团队合作的假设;为验证社会约束时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的影响,本文采用实验室实验中的公共品实验方法,模拟临时型知识团队的构成和运作过程;实验结果表明,社会约束能够提高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行为;最后文章为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机制设计提出建议:应引入社会制裁和经济约束以促进临时型知识团队的合作.对临时型知识团队成员应进行分类管理,通过社会约束机制营造公平的团队氛围以促进成员之间的合作,进而提高团队绩效.     

城中村改造博弈中的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以猎德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急剧扩张的碾压下,许多被视为"老旧、无用"的文化遗产在城中村的更新改造中被弃之敝履、严重毁损乃至灭失。本文以广州历史村落猎德村改造为例,通过对猎德村改造模式的评价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揭示城中村的更新改造对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传承提出了相关建议,旨在寻求历史村落与城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村落与城市的协调发展。     

公共行政视角下兰斯塔德区域规划及启示

荷兰兰斯塔德地区是国际多中心城镇群的典范,拥有着丰富的区域协调规划经验。鉴于兰斯塔德的区域规划顶层设计基本架构特征,从公共行政视角分析兰斯塔德的区域规划特征,了解兰斯塔德在区域协调中的现状障碍。文章重点介绍兰斯塔德在面临区域问题中公共行政所进行的改革策略,展现政府为实现区域规划在配置空间资源与分配社会经济资源等过程中所面临的选择与尝试,最后总结了该区域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借鉴与建议。     

水电工程造价管理及控制的探讨

水电工程造价控制,不仅要反映决策,设计、施工,更要主动地控制水电工程造价。本文根据笔者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着重从初设概算、标底预算的编制、施工管理、竣工结算等关键环节,对加强水电工程造价管理的方法进行探讨。     

组织特征和制度距离对在华外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基于fsQCA和NCA方法的研究

以52家在华外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采用fsQCA和N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讨了组织特征(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和在华运营经验)和制度距离(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方面的6个前因变量与在华外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单个因素都不是产生在华外资企业高/非高社会责任绩效的必要条件，但认知距离作用突出。其次，产生在华外资企业高社会责任绩效的组态有5个，其中存在两组二阶等价组态。第一组二阶等价组态为非高盈利能力—高运营经验—非高认知距离主导型，根据边缘条件，该二阶等价组态可分为非高规模—非高规范距离辅助型和非高规模—高管制距离辅助型；第二组二阶等价组态为高规模—高运营经验—非高规范距离主导型，根据边缘条件，该二阶等价组态可分为高盈利能力—非高认知距离辅助型和高管制距离—非高认知距离辅助型；第5个组态为高规模—高盈利能力—高管制距离—非高规范距离主导下的非高运营经验辅助型。最后，产生在华外资企业非高社会责任绩效的组态有3个，且与高社会责任绩效的驱动机制呈现非对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