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的生育二孩意愿--以上海市HP区楼宇就职女性为对象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HP区楼宇就职的白领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并对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成本、照料能力和福利水平是影响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因素,职场发展机会、生育后的地位变化及生育相关福利保障机制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也有显著影响。据此,建议尝试建立弹性工作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女性职场提升,同时增加公共性育儿服务,以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为生育二孩者减轻后顾之忧。     

从“单独二孩”政策看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与问题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调整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寄予“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厚望。但是,育龄女性作为该项新政关联度最高的目标群体,在“单独二孩”政策制定和合法化过程中几乎处于失声状态,政策前评估基本忽略了这部分人群的立场和利益。当下社会现状和性别关系模式下,“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对女性造成加大潜在的生育保障压力、加重养育照料负担、加剧就业困境等负面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引发我们思考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和问题。     

女性领导力研究综述

在女性领导者迅速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对女性领导力的研究尚未呈现出相应的勃发之姿。通过全面考察我国与国外女性领导力研究文献,发现国内外研究成果各有所长,其研究核心都指向对女性领导力发展障碍的关注。透析女性领导力的发展障碍,探索女性领导力的成长路径,在理论层面上是对女性研究的拓展和领导力研究领域的丰富,在实践层面上有助于发掘女性人力资源潜质,实现女性领导力效用最大化,营造和谐平等的性别文明。     

当今社会的婚姻变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健全 ,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层面的观念性和结构性的改变。反映在婚姻家庭领域 ,各种在过去被认为大逆不道或难以理解的新现象已逐渐步入社会生活舞台的中央 ,既引起争议也带来思考。婚姻变革中的新现象１．离婚率的上升夫妻离婚的显著增长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 ,中国也同样。自从１９５０年开始贯彻第一部《婚姻法》 ,出现全国离婚１１５万多件的高峰以后 ,中国的离婚数一直稳定在每年４０万对左右。１９８３年以后 ,这一稳定开始有了突破 ,以每年递增４万对以上的速度迅速发展。据统计 ,１９…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女性领导发展障碍

由于时代与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女性人数在工作领域中所占比例上升的趋势,与之相应,女性在管理和领导岗位上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尽管女性领导古已有之,但女性作为研究对     

多维视野下的女性领导力特征分析

女性领导力的崛起既是一股全球化的潮流,也表明女性领导力具备符合社会发展趋向的特征。以多维视野考察女性领导力的成长规律和发展特性,可以发现杰出的女性领导者在精神分析、人格心理、领导风格和伦理取向等关键的领导力维度上都一定程度地体现了与男性领导力不分高下、甚至不乏超越的独到之处,证明女性领导力的重要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的探索有助于我们理解、接纳和借鉴女性领导力,充分发掘占人口半数的女性人力资源对领导力领域的贡献。     

当前生育保障体系中的矛盾关系与对策探究

从当前生育保障制度面临的挑战出发,可以发现生育保障体系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关系是:女性自我实现需求与高质量完成生育使命的矛盾,女性平等就业权利与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矛盾,家庭过多保障责任与社会支持力量不足的矛盾。因此,在生育保障研究中应引入家庭视角,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育保障政策框架,从而提高生育保障制度的政策效能和实施效果。     

德国性别预算模式解读及其启示

自1984年澳大利亚推行妇女预算行动项目．引入性别预算行动以来,性别预算在世界范围内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与演化,已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实施,德国便是其中之一。作为开展性别预算诸多国家中的佼佼者．德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结合本国国情．在柏林、慕尼黑等地对性别预算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与尝试,并将其落实到法律政策制度、国家机构和工作管理机制以及社会性别分析体系等层面。相形之下,我国的性别预算起步较晚。其制度模式与分析体系仍有待完善．德国的经验对我国性别预算的自主开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