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国家级高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

基于国家级高新区的"西高现象",运用Segal模型和修正的Carlino模型对西部两个高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研究表明:西安和成都高新区都存在明显的正集聚经济效应,且西安高新区的集聚指数远高于成都高新区的集聚指数;总体上成都高新区的集聚弹性远小于西安高新区的集聚弹性,但成都高新区的集聚弹性呈现总体上升趋势,集聚功能呈现加强态势,而西安高新区的集聚弹性则呈现整体下降趋势,集聚优势越来越弱化。     

遮蔽抑或显现——论艺术中的身体

身体在艺术史各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古典艺术中的身体作为表达理性、王权、神性的工具长期处于遮蔽之中,近代艺术中的身体在感性结构中开始显现,成为艺术瞩目的对象;现代的身体被生命所规定,成为存在的直接显现,在艺术中既显现又遮蔽.当下艺术实践中的身体正偏离身体的本性,成为异化的身体.让身体作为身体,回复身体的本性成为艺术中新的课题.     

陕西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分析

在前人研究FDI时忽略其时滞性和累积性特点的前提下，利用陕西省198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实际利用FDI存量对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这段时间里FDI对陕西省GDP的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西部大开发后的作用明显大于开发前，FDI是陕西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进行分析，发现陕西省利用外资规模水平长期严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影响陕西省经济增速的一个原因；通过潜力指数分析发现，陕西省吸引外资的潜力居西部首位，并得出科研支出和高等教育人才是陕西省吸引外资的优势，出口少和人均能源消耗少是吸引外资的瓶颈。最后提出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陕西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音乐引进大学英语教学的可行性及原则

音乐有益于大学英语的教学。长期以来 ,大学英语的教学忽视了对音乐的利用。近来 ,虽然出现了把音乐作品编排进大学英语教材的尝试 ,但是这些尝试还只是零散的、细碎的 ,缺乏系统性。要试图把音乐引进大学英语教学 ,必须要有一个理论作为依据或指导     

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电力系统生产供应的内在机制和NSBM(Network SBM)模型,将能源、环境因素纳入投入产出体系,打开系统内部的“黑箱”,考察1995-2012年中国30个省区电力行业总体、发电环节和电网环节的环境技术效率。结果表明: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特别是环境纯技术效率偏低。1998年“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对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而2002年“厂网分开”的体制改革则未起到积极作用;国有资产控制水平与发电环境技术效率呈倒“U”形关系,临界值为69.6%,2002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地区位于临界点的左侧;集中输入和集中输出的跨区电力贸易促进了发电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但不利于电网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煤炭资源聚集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偏低,表明这些地区存在资源滥用和环境治理不到位的情况,同时也体现了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污染天堂”现象。     

我国十大城市群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研究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关系密切,城市良好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文章以我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模型对2010年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剔除环境因素因素后,十大城市群投入产出数值都低于调整前的效率水平;十大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数值在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差距较大;影响文化产业综合技术效率的关键因素是纯技术效率,与省域研究结果相反;十大城市群投入产出调整后全部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现阶段亟需由粗放发展方式向内涵型、集约化发展转型。     

浅谈计算机辅助教学在教学中的意义和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辅助教学在教学中被运用,它丰富了教学方式,弥补了传统教学中知识抽象的不足,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已经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     

对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之批判

“反对阐释”在桑塔格的批评思想中地位极为重要。中国学界从概念的界定、肯定和质疑等角度对“反对阐释”展开了研究。然而，揭示“反对阐释”的真相需要从无原则批判的角度出发，对它做出哲学批判。此批判从语言、思想和存在三个维度展开。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唱响了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它虽然有局限性，但尚能对现实起一定参考作用。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视角

“中国—东盟”地区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济外循环的关键场所，为此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在传统经济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引入源自中国的基建投资、财政纪律等经济指标，加强了模型与现实的契合度，提升了模型的解释能力。研究发现：(1)传统的制度因素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稳定增长没有显著影响；(2)源自中国的基建投资对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传统的基建因素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稳定增长互为前提和目标，相互促进；(4)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也会促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据此提出实事求是、求同存异，依靠中国、基建为先，互惠互利、自贸先行，优势互补、产业融合，多线并进、相辅相成等政策建议，以期有效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     

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评价及其金融支持——以陕西省为例

在界定现代农业概念的基础上，应用改进型熵权法从粮食安全水平、产业化经营水平、现代化生产水平、可持续发展水平和绩效水平五个领域评价了陕西省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并建立了农业贷款与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分布滞后馍型．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化经营水平和现代化生产对陕西现代农业发展影响最大，却呈缓慢发展甚至倒退的局面；现代化生产水平、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绩效水平严重滞后于产业化经营水平和粮食安全水平；农业贷款是陕西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动因，农业贷款的远期拉动作用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