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欧关系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冷战后的中欧关系在经历短暂波折后便迅速恢复 ,不断发展 ,乃至全面高涨 ,如今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与同期的中美、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相比 ,中欧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健康的轨道不断上升的。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冷战后中欧之间存在着发展良好关系的坚实基础和动力 :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问题上 ,中欧具有战略上的一致性 ;美欧、美中利益冲突的频繁增加则从侧面推动了欧盟与中国的接近 ;大国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又带动了中欧关系的发展 ;新型亚欧关系的确立更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中欧良好关系的发展还能为双方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虽然目前双方在价值观、人权观等文化上的差异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冲突较为显眼 ,但从长远看 ,文化上的相互吸引、相互借鉴也将成为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大选政治的影响

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不同人口群体的数量变化、人口在地域分布上的调整、人口的年龄变化、宗教信仰的变化、社会地位的改变、党派立场的变化等方面。这些变化必然引起不同人口群体在大选政治中力量对比的调整、两党选民基础的重组以及美国大选政治已有特点的改变,并进一步对两党的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浪潮评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政治民主化浪潮，是在政治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推广其民主观和民主制度的结果，也是由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所决定的，而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则促成了政治民主化浪潮的进一步发展。政治民主化浪潮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更多的是起到了消极作用。事实说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应当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应当循序渐进地稳步推进民主化进程，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为代价。     

东亚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解析

东亚威权主义政权非常重视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教化来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亚洲价值观"、印度尼西亚的"潘查希拉民主"、菲律宾的"民主革命论"为代表的东亚威权政治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是为威权统治服务的,但也具有不少合理的因子.单一而又具有兼容性、发展至上原则、追求秩序与崇尚权威、集体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好政府"理念等是东亚威权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政治吸纳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可以用"政治吸纳"这个分析性范畴来研究。政治吸纳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逻辑因素,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它能有效扩大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和有序性,增强政治有效性和政治合法性基础,以此来维护政治稳定,促进政治发展。但政治吸纳在实践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政治吸纳的机制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和完善。     

促进社会矛盾化解的社情民意管理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复杂、多变.应在充分规范社情民意的基础上,掌握社会矛盾的表象、症结所在,不断完善社情民意信息管理机制,强化多元化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促使民众的观念转变,推动管理平台信息化等,以促进社会矛盾的良好解决,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东亚威权政治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分析

东亚威权政治的形成背景十分复杂,有着深刻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原因.深受集权主义的专制传统和殖民主义的政治遗产的影响是其历史渊源;经济基础的极端落后和"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其经济诱因;民主体制政治要件的残缺和民主政治尝试失败的教训是其直接动因;社会力量的孱弱和"庇护制"社会关系的存在是其社会条件;东方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胶合是其文化基础;而冷战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则是其形成的国际环境.     

重塑与介入: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作用探析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底层技术，其所拥有的发展快速性、规模效应性与多领域适用性使得该领域的技术竞争与现实政治博弈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国家高度关注和重视技术的赋能与赋权作用。从人工智能技术作用于国际权力结构的过程来看，人工智能将极大地作用于权力所依赖的四种基本结构，通过重塑知识结构与介入生产、安全、金融三大结构的方式，激发结构内的权力博弈；打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既有权力均衡，使权力以一种有序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积累和分配。而在权力发生技术因流动的过程中，技术优势与权力优势之间的转换将会变得更加顺畅且自然，权力会进一步流向拥有结构性权力优势的技术优势国与跨国科技公司。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权力收益不对称的现状，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挖掘人工智能在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整体繁荣方面的价值，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合作方案，寻找世界共同发展之道。     

析对马恩"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内涵的误读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马恩“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内涵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错误解读,集中体现在对“跨越”对象和阶段的误读上。实际上,在马恩的“跨越”思想中,不仅认为生产关系可以跨越,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也是可以跨越的;跨越的应当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包括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误读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学者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同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了,将二者混为一谈,并依此来对照和注解“跨越”思想,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