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     

庄子体道词语的文论意涵

《庄子》以"三言"为方式,以"论道"为目的,而在体道的过程中,多以寓言加以呈现,其间使用了大量创造性的词语,在后世文学创作与批评文献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回响。在具体使用与书写间,庄子采取词语链的形态作递进式的体道认知,与文学创作构思颇为契合;而我们通过对其词语的诠释观测他对文道本论的构建,考量其对文学创作鉴赏理论的献益,尤其是喻理在像的书写给予文论的启示,均可获得新的意涵与省思。     

元明辨体思潮与赋学批评

元明时代出现的以赋学为引领的大量文学辨体论著,其内涵的赋学批评文献,以其丰富性与自觉性,昭示了这一时期赋学批评继汉晋以后开辟新纪的理论建树。这种文学辨体思潮与赋学复古的契合,呈示出一种特有的应用困境与理论新域,而以群体言说、创作拟效、辨体证伪与本色批评构建的"祖骚宗汉"的赋论思想,正与当时"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文学史观相融织,代表了由"破体"走向"尊体"的赋学批评新传统。     

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

汉赋用《诗》以词章解读经义,内涵修辞、讽喻、引述、经传四方面,彰显了一代文学之赋的时代特征与用《诗》的文学传统。汉赋用《诗》以文引言,通过直引、论诗、乐歌、取义、取辞诸方法,表现出修辞艺术由言词向文本转化的趋势;汉赋于《诗》兼取三诗,而以《风》、《雅》为主,体现其偏重言情、陈义而略于述德的讽喻功能;汉赋引《诗》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的转变、对文学意境空间的重构,也使文章的意义得以增强;汉赋用《诗》有着以传解经的意义,内涵赋词与《诗》义的互文性,决定了汉赋对《诗》的摹写特征。汉赋首次以文学文本形式用《诗》,其引诗、解诗、化诗的文学化表现,以及常见的公式套语与举一例百之法,既隐含了赋体中经义与词章的矛盾,又为《诗》进入后世文学创作领域奠定了基础。     

辞赋研究

主持人语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约达四五万卷的敦煌文献,敦煌学就成为20世纪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的辞赋遗书,也引起了赋学研究界的关注,成为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敦煌赋现存有28篇,包括见诸《文选》的赋篇、唐人文赋和通俗故事赋三类。就敦煌赋文献的整理而言,2     

语言艺术与散文美境——《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评介

中国散文艺术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出现过多次文体和艺术的演变而由古代散文转向现代散文。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代表中国文学主流的散文艺术,其本身就是一种语言艺术,而在目前文学的宏观研究领域中,语言学的介入已成一重要方法,因此,从语言学的规律在理论上重新认识散文艺术规律也就具有了渊深的历史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近读蒋荫楠、严迪昌二先生的新作《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以下简称《艺术》),正是紧扣古代散文与现代散文,语言研究与文学研究契机并显示其规律的专著。根据书前“导言”提示,我们可以看到《艺术》是一部专门探讨朱自清散文语言艺术美的著作,其中采用专论与名篇赏析相结合的方法,既对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进行综合评介,又精选若干名篇进行评析,由此形成《艺术》的整体结构。然而,《艺术》著者的深心,亦即这本书所揭示的渊深广博的意义,却在于该著是通过一作家之研究反映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骤变之转折期的艺术特征和探索语言研究与文学研究携手合作、沟通涵泳之新路的两大主题。这是《艺术》的深层结构和易为人们忽略的内在审美价值。     

《老子》的文学史意义考论——从“信言不美”谈起

《老子》一书,体道高妙,历来为前贤所称颂;《老子》一书,状道亦高妙,前贤却鲜有提及。孔子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部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论道之作,《老子》言之有文,可谓信而有征。因此,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发掘《老子》言之有文的文章学价值,必然会促进我们对《老子》文学史意义的进一步思考。     

论汉代京都赋与亚欧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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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后期文学看玄儒境界——兼论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嬗变的思想环节

“为文之术,首在治心”。由东汉后期文人作品中表现出的心态变化、审美视角变化和作用观念的变化,推衍出一种异于汉儒正统观念的“玄儒境界”。而这种“玄儒境界”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格构造,则又成为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嬗变的中介环节。从理论根源上看,汉人能够凝聚儒、道审美趣味而形成“玄儒境界”,结穴于先秦儒、道均落实于人生而又追求于无限的超越状态;从文化背景上看,这种新型人格的出现实现了《诗》、《骚》融合基础上的艺术自觉;从历史条件上看,这种艺术的、人格的、哲学的转折,均根植于汉代后期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     

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

中国赋文学经战国、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到赵宋王朝,赋家欲走出艺术困境而有所建树,势必另辟新径,宋人以文赋为标格的创作,正为此尝试。 就赋体而论,在宋以前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战国至汉初以骚体为主之阶段:二是汉魏以散体为主之阶段;三是两晋六朝以骈体为主之阶段;四是唐代兼综众体而以律赋为主之阶段。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在推崇“骚赋源出灵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之观念下论两汉至唐、宋赋发展云: 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况,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赋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新巧以制题,险难以立韵,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 此说甚明赋体之流变。然而,赋体之变乃风气所趋,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云: 汉、魏诗似赋,晋诗似道德论,宋、齐以下似四六骈体,唐诗则赋骈体兼之,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 这种论诗史发展的见解,适与赋体流变相对映。由是观之,赋体之变实为文学思潮之整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