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林语堂同异片谈

周作人和林语堂从思想和个性上都不是简单地属于那种传统或现代 ,“积极或消极” ,中国的或西方的 ,而更富于开放性和融道性。他们在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上 ,运用了超越历史主义和文化体系的眼光 ,同时有更多的智慧观照而更少潮流顺应。事实上 ,他们在寻觅和守望着某些永恒的东西。这也许是中国现代自由派作家的另一共同点     

林语堂人文思想的几个特征

林语堂的人思想具有如下特征：以人和人生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以真实的人生、人生实践和人生感悟作为立论的基础；总是用智慧去观照世界，区分美丑，确认价值，即以智慧为根本；古今中外，兼容并包，在各种化体系中任意驰骋，在所谓“矛盾”、“对立”中自由出入；常识健全，且因看多了常识失落给人类明带来的灾难后果，而热切呼唤其回归。因此，林语堂很独异，总是远离权威、成见和时尚。     

以知识的立场领会文学

为了使文学研究避免遭遇某种思想的诡计，为了使文学研究避免再一次陷入各种变相的意识形态的陷阱，我们提出了文学研究的基本立场──知识的立场。一 ２０世纪的文学研究不是没有立场，而是立场太多。人们从不同的意识形态来思考文学，既显示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也造就了文学研究的虚假繁荣与热闹。但是，这种七嘴八舌的文学研究，跟我们现在刚发育的股票市场一样，除了炒热了文学这一“题材”，使一部分人从中捞取了超额利润而一部分人输得血本无归乃至搭上老命之外，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并没有走多远。特别是在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     

黄遵宪的客家源流观

作为客家历史源流研究的先行者,黄遵宪在１９世纪末提出了客家中原旧族 说、客家方言证据说和梅州客家元代形成说等较为系统的客家源流观,开启了２０世纪客家 研究的先河,对此后的客家方言研究和客家历史的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林语堂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

林语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阴柔型的，它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群体性格。阴柔文化根本优胜但又容易产生流弊，既是顽强的生命力和高超的生存智慧等的哲学根据，又与专制政治和奴性等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就产生了很奇特很矛盾的中国人，产生了很奇特很矛盾的中华民族。     

林语堂小说《奇岛》论

<奇岛>描绘了一个乌托邦,一个以古希腊文明和中国道家文化为灵魂的智慧、快乐、闲适、风雅、自然、近情的理想共和国,同时对现代物质主义漠视和戕贼人的事实,对现代艺术、哲学及其他人文学问脱离人和歪曲人的荒谬,给予了痛快淋漓的抨击.小说要人们尊重人性,先弄清人是什么、人需要什么、人生为着什么以及什么才使人真正快乐,然后再去确定文化的目标和方向,再去确定什么是真正的社会发展和进步.     

"客商"论

"客商"作为广东历史上的"四大商帮"之一,在中国"商帮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和积极的人文影响."客商"所具有的"儒商"特质、崇名务实的经营之道,以及超常的社会亲和力,对于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跨国公司的海外拓展有人文借鉴意义.同时,作为当今"华商"网络的重要一员,"客商"对于促进我国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以及构建统一贸易区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客商文化"对于新时期我国的商业道德建设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     

探求的痛苦与痛苦的超越——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心态

“浮士德精神”可以借来描述新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探索型心态。浮士德作为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精灵的化身,概括了永不满足、不断探索真理、在理想的精神境界中俯视现实的知识分子性格。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除了某些西方文化的精华外,还流动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血汁,闪烁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即便是与叛逆型知识分子相比,这种探索型知识分子仍有其自己鲜明的特质:他们更多地沉湎于理性的理想意象之中,缺乏行动,对现实有更为冷静的理性批判精神,犹豫寡断,等等。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探索型心态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新时期文学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林语堂的根本守望和常人追寻

林语堂早就看出了“性善”、“性恶”对立的虚假性,认为孟子所谓性善只是指人可以为善,并主张人要护住善根,守住其本,按照人所以为人的样子去做一个平平常常的好人。道德上的常人和事功上的常人是他的理想。而注重根本的观念使他对人,对像辜鸿铭这样品行高洁而守旧的人的看法大异世俗和潮流,在现代作家中显得很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