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员公平认知与获得感探讨——基于3209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基层公务员的公平认知包括宏观公平认知与微观公平认知，宏观公平认知是指基层公务员对社会整体公平性的主观感知，微观公平认知是指基层公务员通过努力后对自身所获地位的微观评价。基层公务员的获得感是指因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获得而产生的满足感，可用收入感、满意度和幸福感三个指标来测量。调查发现，基层公务员的公平认知比较理性，获得感较高，且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大于物质层面的获得感。回归分析显示，基层公务员公平认知对获得感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促进程度与基层公务员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年龄、文化程度、职位、收入、工作部门有显著的相关性。要提升基层公务员的获得感，建立责任容错纠错机制、拓宽职位晋升渠道、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承认政治视域下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探讨

为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再生产的能力,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了一系列教育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被"差别对待",这种"差别对待"不仅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再生产能力,还能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捍卫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补偿少数民族在教育起点上的不公平,是一种实质平等,可通过配额制来进一步完善。     

大数据优化政府决策的风险及规避策略

正受数据结构异质性、数据价值稀疏性、数据内容隐私性和数据管理人为性的影响,大数据在给政府决策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一定安全、道德和技术风险。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而言,要规避大数据政府决策的风险,就应健全大数据获取、传送、存储、使用和融合的各种通道,为大数据应用于政府决策提供更成熟的技术支持。     

贵州社会管理创新:经验、问题与出路

近年来,贵州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一些成效,其主要经验是强化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领导地位,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创新内容要关注民生。尽管如此,贵州社会管理创新还存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不健全、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力量薄弱、社会组织培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通过完善源头治理机制、改革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优化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等途径来解决。     

罗尔斯“差别原则”中的不平等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差别原则是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与关键，是罗尔斯对弱势群体公共关怀的典型写照，也是现代福利国家应提供更高社会福利的学理上的依据。这一原则要求，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利益。但是，差别原则以承认社会结构的等级性为前提，忽视个人责任与个人选择，弱化个人基本“善”对分配的影响，并将天赋看作公共资产作为达成差别原则的必要环节，这会引发新的不平等。因此，差别原则在关注社会平等的同时也会引发新的不平等，这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是双重的。     

乡土教育认知差异分析——基于年龄的（年级）探索

老师及家长的年龄、学生的年级对乡土教育的认知、态度、情感倾向、行为与未来发展方向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中年人都是乡土教育的主要支持者、乡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乡土情感的主要认同者，他们在乡土教育的知晓程度、情感倾向、未来发展方向上持更加肯定的态度。老年人与青年人则依次递减。同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老年人对接触乡土知识的幸福指数最高。此外，学生年级的高低与乡土情感的形成呈反比，即年级越小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越高，对支持乡土教育的态度与情感倾向更强烈；与乡土知识尤其是技能型乡土知识的掌握程度呈正比，即年级越高的学生越愿意学习实用型乡土知识，也更愿意将乡土知识纳入升学考试的范畴。这一结论对政府部门制定乡土教育政策和师资培训计划，对学校选择师资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建党100年的技术变迁与贫困治理

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消灭剥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为执政的重要指向,持续进行了多个阶段的反贫困治理,并取得了彪炳史册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技术的推动比较关键.回顾过往,技术变迁与贫困治理的耦合,经历了基于农业技术的广义化贫困治理、基于信息技术的规范化贫困治理、基于智能技术的精准化贫困治理三个阶段.这些技术在提升贫困治理效率的同时,也重塑了贫困治理关系,使贫困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贫困治理对象由瞄不准向精准、贫困治理手段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贫困治理结构由金字塔向扁平化转变.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建党100年积累的贫困治理技术与经验仍大有可为,仍然需要持续利用新技术来完善返贫动态监测与帮扶机制、进行扶贫资产管理、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比较与反思: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影响之实证研究

随着农村城镇化、村民市民化的推进,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萎缩以及由此引发的参与不足和认同缺失问题.这些问题在江苏Y村和贵州L村、G村均呈现出不同特点.受公共空间和利益关联的影响,江苏村民社区参与度大大高于贵州村民.而无论在江苏还是贵州,村民志愿主义参与、私人网络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程度都依次递减,但贵州村民递减的幅度更大.同时,江苏村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都明显高于贵州村民.不同地域的多元线性回归发现,参与不一定促进认同.在封闭性、同质性强的贵州L村和G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而在开放性、异质性强的江苏Y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影响却非常微弱且不均衡.逻辑斯蒂回归发现,村民背景变量中的民族、收入水平是村民社区认同的显著影响因素.     

语言扶贫与普通话技能的减贫效应

语言扶贫是通过提升贫困人口的语言能力来增强其脱贫能力的过程,对解决中国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难题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现实中的贫困户,虽然对普通话的需求比较明显,但其拥有的普通话技能却严重不足,这不仅对他们的收入尤其是打工收入有重要影响,还对其脱贫具有显著的作用。因为数据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会普通话家庭的年收入比不会普通话家庭显著地增加了60%以上,脱贫率稳健地增加了20%左右。究其原因,普通话技能可以增加贫困户的收入,增强贫困户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提高贫困户的信息获取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政策理解能力,能够转变贫困户的思维与认知,后者是他们可持续脱贫的关键。为此,应采取多种举措来提高贫困户的普通话水平。     

三线建设时期的备战动员与备战意识

三线建设是在特殊时期以巩固国防和加强备战为目的而开展的全方位、大规模的工业布局调整。为达成调整目的,当时利用制度安排、利益共享、精神鼓励等备战动员方式,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到三线,一批批知青、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及其家属迁移到西部,他们形成了以“服从意识、训练意识、保密意识、忧患意识”为核心的备战意识。通过亲历者讲述这些动员方式与备战意识,可以更加生动地了解个体在宏大叙事中的生命历程与集体记忆,从而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评价三线建设这段历史,增强“三线人”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