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与墙:一种合作的而非分离的文化转型人类学

人类学需要走出一种围墙的界限,需要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知识相互间的分离,也可以说是一种之前文化分离观念的自然养成,由此而要去反思曾经社区的、区域的以及模式的文化研究之缺陷和不足。人的精神是相通的,观念之间不会因为围墙和大门关闭而不发生沟通。人类学未来的希望则在于一种跨出边界的合作人类学的成长。     

个体自觉、问题意识与本土人类学构建

本土人类学需要面对个体自觉的文化转型而有所重新建构.这种建构的基础在于米娜对本土文化的问题意识的提出以及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的人类学文化处境的直观把握.可以从本文所提出的“三观六维”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本土人类学的解释架构,以此为基础而可能有人类学视野的新拓展.     

安全生产管理必须强化

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大量推广和运用，而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却并未随之提高，生产安全事故不断发生，人员和财产损失严重。安全生产也是生产力，是企业取得经济效益的基础，关系到企业的前途和命运。企业要实现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就必须不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     

知青自我同一性问题及对子女心理成长的影响

知青在青年时期遭遇的发展问题在上山下乡结束30年后的今天仍然影响着为数众多的人，尤其是知青子女。本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根据知青日记、书信及回忆录，从发展心理学中Marcia的四个自我同一性类型及Higgins关于整合“理想自我”、“真实自我”和“现实自我”的角度分析知青的自我同一性问题：并进一步结合家庭治疗中Stierlin的“派遣”理论和Bowen的“自我分化”理论分析知青的发展问题是如何延续性地影响知青子女心理成长的。     

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

把中国乡村看成是"问题乡村"是支撑着一批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从事研究的一种范式.原子化、宗族以及村落政治是这些乡村研究者最为集中关注的主题,他们急切地想通过实地的调查来寻求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误解进一步导致了只有乡村观察的资料和数据的堆积,而没有对中国乡村理解层次上的提升.中国乡村的研究者可以重新摆正自己作为理解者的位置,从整体性以及文化理解的厚度上去实现中国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     

国家作为“外人”——一个西南山地民族的认同边界及其纠纷调解过程中的国家角色

法律的适用有其自身的认同边界,对某一社会进行法律移植时,要么该法律能被普遍接受,若非如此,则面临法律的转型,也意味着将迎来固有文化秩序的原始抵抗。在西南侗人地区,由于受文化秩序和环境因素影响,以国家权威为背景的法律与政府并不能实质性地参与到村落纠纷的调解过程当中,而是被由宗族、姓氏以及"款约"构建起来的层次性认同边界排斥在村民内部生活秩序之外,享受作为"外人"的礼遇。内外有别、亲疏有序成为村民处理与国家关系的文化逻辑。同样,从国家在西南山地民族区域的法律实践进程看来,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根基,国家通过法制进入村民内部以实现全能性管治的努力遭遇村民日常性的抵抗,注定了该区域的法制实践仍将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持续性过程。     

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基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

费孝通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构想,以此来作为理解中华民族内部族群关系的总体性引导。此后的研究者以诸多证据及论述阐发"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进程,但对于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影响下之既定"一体"格局中社会内部多元分化发展的图景,特别是现实的分化与地方自治机制,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这种片面的关注维度隐含有一种历史主义的偏颇。如何在现实的"一体"的格局之下去理解和呈现"多元"发展以及多样性的社会与文化的存在及其演进过程,构成今天所提"一体多元"的核心要义。     

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对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思考的再思考(英文)

费孝通晚年有关中国社会学方法论的思考开启了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的崭新空间,这笔精神遗产值得进一步阐释。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中深藏着的许多观念性资源,诸如天人合一、将心比心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界定,并应以此作为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