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以一个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为例

文章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农村反贫困实践探索,从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探讨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干预对于残疾人脱贫发展的意义。 这一反贫困实践案例显示,贫困者的生计发展嵌入在其家庭及社区的关系性脉络中,依托于残疾人互助合作社的社区融合介入,有助于残疾人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赋能,提升残疾人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本地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反贫困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发展促进了多主体合作参与的贫困治理,也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运用。     

党治基层: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在基层治理中体现为党治基层,这是理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近年,通过区域化党建、派驻"第一书记"、开放式党建、智慧党建及"三有一化"等党治基层创新行动,党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同时也导致边界不清、行动困难、高成本运行等问题。对此,需要以公共价值创造为引领,以政党自身的"治理转向"为途径,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     

基于创新型制造企业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探析

以技术成熟度等级为依据,结合创新型制造企业中技术系统部门的特点,对科技创新平台进行分类,建立其理论模型。从机制、运营、人才、成果共四方面,探究其运营模式和建设成效。对目前国内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跨国熟人关系与越南边民入境消费习性研究——兼论跨国民族志方法的理念创新

边境地区是中国与沿线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枢纽,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与演进中所形成的跨国民族性质乃是其基本人文特征。因此,着眼于双边民族的互动交往交流,推进边境区域、跨国民族等研究融入世界民族视野,以满足新时代要求,是民族学人类学面对的主要议题。基于现实考量、学术反思与田野分析,认为在中越边境地区,越南边民的生活、节俗等入境消费习性与跨国熟人关系有着密切的正相关性,其实质是“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惠及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的反映,是国家之间睦邻友好、跨国民族和谐互动的基本表现。在新时代,应不断从理念上创新民族志研究方法,以期在推动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同时,为人类发展贡献出真正的学科智慧。     

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历史演进与时代抉择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从生产力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城乡发展从“依存、对立、再到融合”的历史逻辑规律，这是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理论基础。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出发，考察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和逻辑主线，发现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演进阶段，呈现出“低水平均衡－高水平失衡－高水平缓和”的分步演进特征。其逻辑主线包括一条根本主线和三条具体主线，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探索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共享发展这一根本主线，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动态调整”的时代意蕴三条具体主线。站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成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矛盾，平衡城乡收入结构的时代抉择。     

农村人力资本、空间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DM模型来研究异质性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并且这种空间集聚效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2）初级、中级、高级农村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效应特征呈现明显空间差异：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大多数集聚于西部省份,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大多数集聚于现代农业相对发达的省份,而高级农村人力资本的高集聚区经历了从东北地区向长三角地区的动态转移;（3）中级、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缩小了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大,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