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当代文化的合理重塑

层出不穷的当代文化危机与科学的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因此对当代文化批判的理论往往被等同于对科学文化的批判。当代文化批判理论的实际对象应当是科技理性的僭越和科学主义的滥觞,而非科学和科学精神。因为科学主义虽然极力推崇科学和理性、贬斥非科学和非理性,但从本源上看,它不但违背了科学精神,而且大大损害了科学精神。当代文化需要科学和科学精神,科学的怀疑批判精神、开放进取精神、平等宽容精神、理性负责精神将为当代文化应对危机、实现转型提供积极有效的文化资源。     

论科技与道德的合理张力

科技与道德是支撑人类社会生活的两支重要力量,保持合理的张力是人类生活的必需,也是历史的结论和现实的诉求。合理的张力意指科技与道德之间的动态平衡,使它们的发展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促进科技与道德的共同进步、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使科技统一于恪守道德底线和追求道德理想,道德谋求科学性、时代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整合,最终合流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健康持续这一终极目标。     

创新城市与农民工科技素质的提升

提高农民工的科技素质是建设创新城市的基础要求,但是农民工的科技素质状况存在三组矛盾,不利于这一群体的未来发展和城市创新。提高农民工的科技素质,确保农民工科普的有序高效运行,需要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协同持续努力。     

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分配与社会公正

转基因食品存在环境风险、人体健康风险和社会伦理风险,其风险根源存在于多个方面.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分配呈现出由中心向边缘、从当代向后代的转移趋向,正在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的贫富差距和风险地位差距.为确保转基因食品风险分配的社会公正应主要秉持可持续发展、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公众利益优先性、相互尊重等四个原则.     

施勒格尔的共和主义思想

在质疑和批判康德共和主义的基础上,施勒格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共和思想.施勒格尔指出,共和主义是社会的一个首要概念,它必然是民主制的,同时也是贵族制和君主制的混合;政治代表是共和主义必不可缺的元素,共和制与代议制息息相关.施勒格尔共和思想既赞同混合政体,注重公共善,又重视宪法权力,倡导代议制和权力分立,因此可以说它既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回忆,同时又体现出现代共和主义的韵味.     

归纳主义的乌托邦

科学史和理论研究表明,归纳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还是一种科学发展观,都是一种乌托邦。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一步步揭开了归纳主义的面纱,从而更切近地接近和还原科学的本真面目。归纳主义的乌托邦幻灭促使科学哲学家认识到科学并非归纳主义所描述的图象,因而从更广阔和全面的视野来考察科学,实现科学哲学自身的再定位。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

科技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科技专家、企业、政府、公众和媒体,在具体的科技风险事件中由于其相关度、紧急性、影响力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认知特点。由于在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权力资源、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科技风险的认知与规制中出现了专家(系统)与公众、媒体与公众、"专家企业"科技共同体与"媒体?公众"社会共同体等多重冲突。建构以每个利益相关者为中心,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为联动的复杂、多层次、多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和科技风险治理模式,既能充分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优势和权力资源,又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核心是责任与信任的双向建构。     

科技风险的文化解读

科技风险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人们更多关注现代科技产生的灾难风险、市场风险和利益损失,却忽略了其文化风险。从文化的要素层面来看,科技风险表现为科技发展对伦理道德、观念意识、心理趋向和价值取向构成的巨大挑战;从文化的关系层面来看,科技风险体现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新旧科技文化、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制造深刻冲突。我们应当转变风险意识,从技术、建制、管理、文化、社会等层面整体有机地防范和管理科技风险,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     

基层党委专职副书记的“四多四少”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地方领导班子配备改革的重大决策。即“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基层党委裁掉“书记办公会”，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这是对完善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和深化．有效推动了党委领导体制的科学化和效能化。同时。对于基层党委专职副书记来说．这既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角色尴尬。在新形势下。如不科学界定专职副书记职能、不发挥好专职副书记作用，势必会影响党委领导班子的整体战斗力。     

绿色发展及其实践路径

从黑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到绿色发展,关于发展的概念与理论假设发生了重要转变。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发展道路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推进。绿色发展具有多层内涵,中国实现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的转型兼具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可能性。实现绿色发展必须从科技创新体制和绿色企业文化建设、政策变革与制度建设、公共政策伦理建设和消费文化建设等实践路径着手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