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调整之谜:基于产业内贸易的新解释

在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下,汇率调整可以平衡贸易差额的经典理论在实证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学术界称之为“汇率调整”之谜.产业内贸易可以为“汇率调整之谜”提供新的解释,忽视产业内贸易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是该谜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建立的实证模型,通过面板协整方法,可我国与包括美国、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数据和分行业出口贸易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总体数据还是分行业数据,产业内贸易的存在均减弱了我国出口的汇率弹性效应,对于出口总体数据而言,其数值下降的幅度大约为九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忽略产业内贸易的传统理论高估了汇率对出口贸易、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     

我国股市财富效应的非对称性研究

文章基于生命周期消费模型,利用门限协整、惯性-门限协整及DOLS模型,考察了我国股市财富效应的非对称性特征.研究发现,在股市"下跌"阶段,人们迅速调整其消费,因而实际消费与目标消费间误差调整的收敛速度比较快;相反,在股市"上涨"阶段,由于我国股市在长期上更多地体现出"挤出效应",说明人们没有将从股市中获得的收益进行消费,而是由于非理性躁动的投机动机而将获得的收益用于股市的再投资,从而在短期内进一步推动股市的继续上涨,并使得实际消费与长期均衡消费之间的差距保持一定的持续性,最终导致误差调整的非对称性.     

数据修订、实时估计与时变参数货币政策规则抉择

本文拓展构建了后顾、同期和前瞻三种类型的货币政策规则,并基于实时数据和最终数据实证分析数据修订和实时估计对货币政策参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数据修订对泰勒规则的影响取决于不同模型,而且在三种模型设定中,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胀目标的时变参数均在不同程度上受数据修订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最终数据,采用同期性货币政策规则展开估计最为有效;而对于实时数据,则基于后顾性货币政策规则模型估计是最佳的。最后,本文在数据选择和模型匹配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偏好调控模式及其演变研究

非对称性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是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普遍策略，本文基于非对称性福利损失函数，首次通过逆推实现央行时变非对称性偏好调控模式估计。结果表明，央行在调控通胀和通胀波动目标上表现出较强的政策取向，同时，存在厌恶通胀和规避经济收缩的时变非对称性偏好，由此也使得央行具有较强的动机维护实际通胀低于通胀目标以及实际经济增速高于经济增长目标。特别是，央行在厌恶通胀和规避经济衰退上的非对称性偏好呈现出较强的此消彼长关系。此外，近年来央行厌恶通胀的非对称性偏好持续走强，而规避经济收缩的非对称性偏好却逆向变弱，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治理通胀偏好，但维持经济增速高于增速目标的政策取向却有所减弱。     

家庭杠杆、企业杠杆与公共财政的时变政策效应

本文构建一个考虑内生性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效应测算模型,考察了1996—2018年间我国公共财政政策对家庭和企业杠杆的影响效应及其时变特征.研究发现,政府投资与消费通过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导致家庭杠杆增加,这种效果在2013年后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偏高.政府税收通过降低企业收入迫使企业主动降杠杆;但长期上为了满足消费平滑安排需求,税收增加会导致家庭负担加重,由此抬高家庭杠杆.此外,政府债务发行由于挤占社会资源,抑制了家庭杠杆和企业杠杆,但2013年后该效应趋于稳定,并收敛于零.从时变乘数效应的影响因素看,经济增长、直接融资比例和房价波动等对八类冲击乘数效应的影响存在此消彼长关系.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稳增长与防风险”视阈下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搭配——基于政策效果评估和反事实视角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防范金融风险也成为近年来政策实施的重要目标。通过构建多目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模型系统以及宏观调控政策模型，结合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方法估计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盯住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周期三类目标的时变政策取向和政策效果，并基于反事实方法得到调控三类目标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搭配。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有逆周期调控经济稳定、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偏好，而财政政策对三类目标调控的政策取向会随着三类目标在某一时刻的重要性不断进行调整；(2)从政策效果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三类目标有明显的调控作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随着政策目标的转变，效果会有强弱差异；(3)从反事实结果看，总体上，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才能够使得调控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周期目标的政策效果最大化。因此，应充分发挥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优势和财政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上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注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     

中国金融风险周期监测与央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果识别

本文采用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TVP-FAVAR）,并基于动态模型平均法测度了金融子系统变量的时变权重,通过加权计算得到我国金融风险周期指数（FRI）。然后改进构建了分区制货币政策模型系统,并采用逻辑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LST-VAR）研究了高低区制下,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风险的传导效应,在此基础上,设计并测度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研究发现,我国金融风险具有明显的两区制特征,样本区间内FRI大多时期处于低风险区制,而高风险区制的时间段与国内外重大金融风险事件相吻合。两种紧缩的货币政策均有利于抑制金融风险及其波动,且在高风险区制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对于货币政策时滞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风险的抑制作用大于价格型货币政策,但2008、2012和2015年三个高金融风险期的时滞效应均较小。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美联储政策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扰动因素之一，这种扰动同时具有隐蔽性和异质性特征，由此使得各经济体货币政策制定面临复杂的协调难题。鉴于此，本文在测算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29个经济体溢出效应基础上，构建国际政策协调或非协调模型，同时通过逆推的方式识别在协调或非协调情形下的各经济体货币政策规则，并以此为基础测算各经济体货币政策规则协调与否的福利损失。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美国紧缩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降低全球通货膨胀，但却导致部分经济体产出缺口下降和宏观杠杆周期上升；第二，美国货币政策向受其货币政策牵引更大的经济体输出金融风险；第三，当受美国货币政策牵引更大的经济体采取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时，美国货币政策对该经济体经济周期的负面影响以及货币政策福利损失都得到较大改善。结合各经济体特征可以发现，加强政府对经济体内部的干预能力，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可以降低美国货币政策对各经济体的负面效应，并以较低政策成本维护内部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这也为各经济体应对外部货币政策冲击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货币政策对金融系统风险周期的影响研究

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稳定金融系统，是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衡量金融系统风险周期指数，再分析货币政策对金融系统风险周期的作用效果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系统风险周期指数能有效识别高风险和低风险时期；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金融系统风险，但影响效果在长期减弱；在美国次贷危机时期和新冠疫情暴发阶段的货币政策抑制效果显著增强。紧缩的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信贷收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增强价格型（数量型）货币政策影响效果，但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削弱价格型货币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