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本文对作者写出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一书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概要的说明,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今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对《故事新编》研究历史及发展的再认识

:《故事新编》研究在整个鲁迅研究中始终滞后 ,因此 ,对其研究历史及发展的梳理十分必要。本文分析了这一过程 ,充分肯定了 90年代着眼于《故事新编》的独创性而形成的前景可观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的研究 ,意在揭示 ,《故事新编》研究从游离于鲁迅创作研究体系之外到进入而得到发展 ,再从这一研究体系中剥离出来 ,确立切合自身特点的研究基础与框架而获得深化的发展趋向。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新兴都市上海文化·文化消费市场·言情小说流变——清末民初上海小说论(下)

上海小说清末与民初有深刻不同,清末通过报刊出版实现了与文化市场关系的不断更新,民初在维新思潮弱化背景下,则对都市文化消费市场有更强的依附性,是新兴都市上海以吴文化为根柢的的商业性与消费性的表现,所出现的以言情小说为主的甲寅中兴,在消费性文化市场的恶性膨胀中成为过眼烟云,清末上海文坛所发生的变化也迅速消退,文坛热点和中心重新向欢场回归,更有市场效益的黑幕小说,成为文人及报刊出版竞相依附的文类。可以说明,五四文学革命以思想启蒙为先导而可能使中国文学真正发生变革,清末民初上海为现代小说的萌生所提供的资源,只有经过五四才可能真正得到继承与发展。     

两山并峙 双水分流——再论鲁迅、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具体表现在“五四”先驱者们身上的,是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他们意识中的传统文化因其有碍于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整体结构上溃解了,失去了其旧有的功能;另一方面,崩散了的传统文化因素仍深埋在他们的潜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民初上海文学“甲寅中兴”考索

民初上海进一步都市化形成的消费性文化市场和辛亥革命后南社文人的创作 ,是 1914年“甲寅中兴”出现的原因 ;“甲寅中兴”主要表现在“言情小说”创作和“家庭戏”演出两个方面 ,为几年后的“五四”新文学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更主要是文人的精神蜕变 ,导致了“甲寅中兴”的迅速衰竭 ,民初上海文学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目标。     

研究框架在史料与文学史话语转换中的作用——谈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仅仅重视对史料的感受是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我们对史料的理性思辨和理论概括 ,才能使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体现研究者这种感性和理性能力的“研究框架”的确立 ,是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的重要中间环节。     

“梦”与“境遇”：《呐喊》、《彷徨》再解读（下）

鲁迅的文学观,确立于对民族、民众与知识者自我的生存境遇"三位一体"的体验之中,他确立了改变这三者生存困境的精神动力,这就是他的"梦",即焕发人本有的"天性"以"立人":一方面,鲁迅的"梦"与民族、民众的生存境遇又存在着巨大反差,他愈是要缩短自我与群体(民族、民众)之间的距离,就愈加感到这种距离的不可逾越,<彷徨>较之<呐喊>对民众生存困境的审视,消解"梦"与"境遇"的对立,在对"境遇"的表现中深化并强化了他在自我生存困境中孤独个体存在的体验;但另一方面,<彷徨>并非真正放弃了对与"境遇"对立性萌生的"梦"即对人的"天性"的追寻,这"天性"中不仅有"诚"与"爱",更有"憎"与"复仇",后者较之前者,同样为鲁迅的现实生存困境所逼发,更切近他思想性格的个性特征,显现了他的"梦"与"境遇"在对立中更深层次的联系.     

论穆木天的《写实文学论》

1926年6月,穆木天发表了《写实文学论》,这是继《谭诗》后穆木天的又一篇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文章。它与《谭诗》等一起构建了穆木天的文学批评理论,提出了一种文学的平民精神与贵族精神相结合的文学新范式,这对于孕育着多种发展可能的五四新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