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以政论、谏辞、问对三体为核心

春秋时期仍尊礼尚文,诸侯国多重视礼治,古礼犹在。贵族社会以"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德,其次有立言"为"三不朽",导致"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倾向。礼治制度催生出政论、问对、讽谏三种"经世之文",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所见的大量文本生成"事件"来看,它们的撰制与发布者都是有文有德之"君子",文体形式上通常采用"述典析理"的引证法,或博引三代旧制,或采《诗》撷《书》,或引述圣贤名言,并结合当下时势予以分析说明,以增强威权性和说服力,形成典雅渊懿的语体风格。这类"经世之文"既是在"礼治"语境下以言辞撰制和发布为核心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也指代相应的文体。其动因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在撰作方式上具有因事而发、即兴即时的特点。这种"礼治文言"的文体生成过程,体现了先秦文体生成及分类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一般规律。     

论《尧典》为史传之祖

今文《尚书》之《尧典》叙述尧观象授时、举贤任能、巡狩四方等事迹，树立了高大光辉的明君形象。从其材料来源、思想观念、语言形式及战国典籍的征引等多方面来看，《尧典》应编成于春秋时期。其编者应是孔子，春秋时代官学下移、私学兴起，讲史之风盛行，孔门以讲史教学，故孔子有编辑旧史佚闻之举。从文体方面来看，《尧典》以人物为中心，以事件为骨干，与《商书》、《周书》誓、命、训、诰诸体差别较大，具备了“传记”的诸种因素。     

屈骚“发愤抒情”的美学特质及影响

屈原作品中的"发愤抒情"模式,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既是其完成抒情主体精神建构的方式,也是其实现人生悲剧艺术化的手段.借助它,屈骚完成了从神话、巫歌形态向精神探索和心灵呈现的生命诗学的转变.正由于此,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创作原则而趋向于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特质,在整个古代文学史的流程中,它规范着古代诗文与现实及作家心灵之间的关系状态,成为一种原型范式.     

《诗经》与先秦崇玉习俗

<诗经>通过日常生活和礼仪生活用玉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先秦崇玉习俗的各个侧面.我们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梳理,可以看出:玉是先秦时期沟通世俗与神圣的媒介,<诗>中的玉意象也折射出人们心灵世界的光芒.     

先秦仪式展演与赋体的生成--对赋体形成过程的发生学考察

从发生学角度考察,赋的最基本的文体要素"铺陈物类"和"不歌而诵"都起源于远古祭神仪式上巫祝铺陈祭品的言语活动.西周及春秋时代,随着巫祝官守演为世卿大夫政治,"登高能赋"、"赋诗专对"、"不歌而诵"也成为卿大夫的文化人格和行为艺术.战国之"士",以道自任,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士以口诵述其道,以铺张扬厉论其术,最终形成文体的赋.     

从《楚辞·天问》与《圣经·约伯记》的比较中所想到的

《楚辞·天问》和屈原的其他作品相比,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语言形式、构思方法方面看,都具有很大的差异;简单地说,《天问》所表现的,是诗人对他生活的时代所积淀下来的宇宙观、价值观及社会伦理、道德信念的彻底的反思和回顾.当然,这一伴随着痛苦的精神历程,是以作者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为背景而展开的.这在屈原的其他作品里是较为少见的.从实质上讲,这也是春秋战国时代极具伦理色彩的思辨精神在文学中的体现.在《天问》里,理性的思索是与人生信念追求、以及个人情感的抒发紧紧联系着的.其次,《天问》在构思上采取了“借天之问、以问为答”的特殊方式.这一特殊方式所蕴含的,实际上是屈原在个人理想惨遭破灭后寻求精神解脱的心理走向.在其作品不断地被传播、被阐释的过程之中,这一心理走向被升华了,屈原的个人悲剧也一跃而成为具有类同体验的文化典型.同时,这种以诘问谋篇的方式和忧愤感伤的基调,也哺育和影响了后代作家与文学.     

魏晋南北朝诗赋的骈偶化进程及其理论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法海》说:"自李斯《谏逐客令》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骈偶化倾向虽萌芽于周秦两汉,但从汉末魏晋始才成为诗、赋创作一种自觉的形式上的诉求,至南朝宋,诗、赋骈偶句比例发展至最高峰,齐梁以后则比例下降,表现出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形式均衡美、对称美、和谐美的理性思考。本文拟考察此一过程中文人创作心态上呈现出的对骈偶化的"部分趋同———过度趋同———理性认同"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其对诗、赋文体的影响。     

禓祭仪式与《国殇》的创作动机

“禓”祭仪式起源于远古的军社祭祀仪式,后演变为出征前鼓舞士气的仪式和民间驱逐强鬼、祓除不祥的巫术仪式.此俗三代相沿,楚亦盛行.屈原创作《国殇》,就是将“禓”祭仪式加以艺术化呈现,并借助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理起到激励民族精神的作用.     

《论语·先进》“陈蔡章”考辨

《论语·先进》第二章记述孔子困于陈蔡之事,但此章“德行”以下部分是否应该与之前部分为同一章,至今并无定论.郑玄《论语注》与皇侃《论语义疏》就存有不同观点,后朱熹认为是一章,刘宝楠、程树德、杨伯峻却认为是两章,即从“德行”开始,当另为一章.后一观点虽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但与《论语》成书情况不符.笔者立足于《论语》成书过程,通过考察全书中孔子对弟子的称呼方式,判断章中材料有不同来源,认为《论语》一书虽成于众手,但体例谨严,一章之内主题、时地、人物集中,非随意杂凑.故《陈蔡章》当为一章.     

颂为"仪式叙述"说

本文立足古今有关颂诗起源及形态的材料,运用人类学及中西比较的方法,得出结论认为,颂诗起源于祝祷活动,是用于仪式的赞述之辞,三代仪式以祭祀为主,也舍有巫术、行政、节庆等多种内容,所以仪式叙述辞的内容既有述赞祖先神灵的颂歌,也有叙述宗族历史的"系世"、"故志",以及传授经验的"地志"、"月令"等;颂的主体,则有巫祝、祭司、瞽瞍、史官等多种身份,"表演"方式则有唱有诵,还伴有舞、乐;颂所依附的仪式,集行政、娱乐、教育、审美等功能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