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辑校古籍手稿》札记三则

《谈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及其前后》中指出，魏晋以来清谈之风颇盛，“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仅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此篇重点讲《世说新语》，也讲到邯郸淳《笑林》，接下来写道：《笑林》之后，不乏继作，《隋志》有《解颐》二卷，杨松纷撰，今一字不存；而群书常引《谈薮》，则《世说》之流也。未及展开，亦无引文。按《隋书·经籍志》曾著录杨松玢《解颐》二卷，未及《谈薮》；刘知几《史通·杂述篇》提起《谈薮》，列于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     

李善与文选学

李善与文选学顾农（一）以《文选》一书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之学──文选学，可溯源于萧该、曹宪，而它真正成为一门显学，则李善是奠基人，作用最大。萧该为萧统堂侄，生平附载于《隋书·何妥传》，撰有《文选音义》，《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文选音》三卷，两唐志并作十...     

与清水凯夫先生论《文选》编者问题

<正> 关于《文选》的编者,笔者相信传统的看法,曾在一篇谈萧统的文学趣味与《文选》选文趋向的文章中说过,“《文选》虽然并非萧统一个人独自完成的,他手下的文人学士如刘孝绰等人在编务方面大约做过不少事情,但无可怀疑的是《文选》本身确实反映了作为主编的萧统的主张”;同时在附注中批评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以为《文选》的取舍浓厚地反映了刘孝绰的意向、与萧统关系反而不大的主张,评为“持论未免有所偏至。萧统乃是一位内行,     

鲁迅与胡适关于《西游记》的通信及争论

鲁迅与胡适本是《新青年》时代的“同人”。1921年初胡适提出改变《新青年》的政治方向,否则他便要分裂的主张;鲁迅坚定地站在李大钊一边,听任他分裂,保卫《新青年》的特别色彩。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到1922年才又开始通信,内容大抵是关于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的。鲁迅其时正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处讲授中国小说史,而胡适也颇致力于古典小说的考证。1921年底,胡适为新版《西游     

曹操游仙诗新论

曹操诗之较完整者现存20首,而其中三分之一涉及游仙题材,这样高的比例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曹操在中国历史上要算是一个大有作为的英雄,其诗歌创作亦复“气韵沉雄”(敖陶孙《诗评》),从这样的背景来看,他的游仙诗当不至于象过去若干论著所说的那样,完全是追慕神仙幻境、消极颓废的东西。近年来论者们肯定曹操的游仙诗,往往以为诗中的求仙乃是求贤的隐喻,可惜论证无力,未足起信,楚虽失之,齐亦未为得也。事实上曹操本人并不相信神仙。《文选》卷二十四曹植《赠白马王彪》李善注引曹操《善哉     

谢灵运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应在他父亲谢死后三年,谢死于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间,灵运之袭封当在隆安年间,他十五岁时(隆安三年,399)由寄养的杜治回家,应当就是为了受封。关于谢灵运与刘宋王室的关系,近人多强调其矛盾的一面,其实刘裕、刘义隆两代皇帝对他都相当尊重和宽容,他之所以一再受到打击,一方面是由于他卷进了刘宋王朝内部的纷争,二则也是他个人的贵族作风有以致之。     

鲁迅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化

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过多层次的深入研究,成果极其丰富,而他同时又始终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不为古老的传统所束缚.鲁迅整理古籍采用严谨的乾嘉学派手法,一向坚持凡事求"真"的纯学术态度;但他又决不限于资料的整理,更着力处还在通盘地研究小说史、文学史,同时在历史、汉字、碑刻、画象、宗教等方面也都作过深入的研究.在方法论问题上,鲁迅既不喜新厌旧,也不墨守成规,即使运用古老的传统方法,也颇有新的发展.鲁迅很好地处理了追求学术之"真"与完成战士的使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惜他后期已经没有整段的时间从事规范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了.     

东晋玄言-山水诗赋的旗手——孙绰

通过对孙绰作品的分析 ,说明山水诗如何从玄言诗中孕育生发出来 ,指出文学史应当加强对于古代公认而后人不甚重视之“文宗”的研究     

绝妙的误读──鲁迅眼中的两句杜诗

为鲁迅“误读”杜甫《北征》中的两句诗，提供了阐释上的“大背景”，并对各种说法作了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