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与中国老龄服务供给

中国不仅“未富先老”，而且是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满足日趋庞大的老龄人口，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是中国推进包容性发展中的一大社会问题。当前，中国市场化、营利性老龄服务产业发展很不充分，社会化、非营利性老龄服务严重短缺，保障性、公共老龄服务效率亟待提高。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但按普通企业方式运营的社会企业，采取独特的营销组合，可以为中低收入者提供负担得起的老龄服务，这在国内外都有不少实践与探索。因此，中国不仅需要对市场化老龄服务产业实行非禁即入、强化监管的宽松政策，更要构筑起促进社会企业规范有序快速发展的法治环境；同时，则应创新供给机制，运用政府采购的牵引作用，更加高效地实现公共老龄服务的兜底保障功能。     

南京工业二元结构与国际化突破战略研究

南京工业二元结构可能是南京工业化进程偏离中国工业化主流轨迹的主要原因。由于一定的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自我强化功能,因此,南京工业化水平新的提升,需要通过注入国际化动力从外部实现新的突破,并使之融入主流的成长模式。在新型工业化中探索南京工业国际化模式,既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又要结合南京自身实际,并使南京独特的科教资源优势在进一步开放中转化成南京工业发展的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根据地点竞争力理论,营造有利于南京工业国际化的竞争环境和营商氛围,是提升南京工业国际化层次的重要战略构想。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保障房供给机制研究

保障房建设必须突破政府单一主体的传统供给模式。多中心治理作为一种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善治理论,对保障房供给机制的改革完善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目前中国保障房供给总量不足,覆盖面离承诺目标尚远,且在建设管理过程中存在着低效、低质等现实问题。构建多中心的保障房供给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由传统的单一供给机制产生的各种问题。在这场变革中,政府应主动转变职能,分散权力,将多元主体纳入保障房供给中,让属于市场与社会的各部门自主发挥作用,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信任、制约与合作的三维供给体系。必须调动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构建多元主体协作互动的三维治理架构。这样,不仅有助于完成住房基本保障的政治任务,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共治理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老龄服务业促进政策及现实问题再审视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重新审视现行老龄服务业促进政策与管理措施,有助于更加有效地满足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的服务需求。首先,不能将所有养老服务都视为公共服务,也不能把老龄服务业全部都当成社会福利事业;其次,进一步改革养老机构设立的行政许可做法、放松简化前置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同时对享受特殊政策的公办养老机构,应该禁止其进入经营性领域,以避免其与民办养老机构形成不公平竞争,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最后,优化政府提供兜底保障性公共老龄服务的途径与方式,改革对养老机构实行的公建民营、公助民营和财政补贴等做法,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或者直接补贴经济困难老人,让其自主购买老龄服务,这样有助于扩大市场发展空间、培育优秀的行业主体。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人口结构面临的双重风险

根据世界银行多年国别数据分析,无论是与其他金砖国家,还是与工业六国相比,中国都过早地进入"老龄化社会",具有他们都未曾有过的"未富先老"特征。自1960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持续攀升,总抚养率则因少儿抚养率的快速下降对冲了老年抚养率的稳步上升而未进入上升轨道;自1990年以来,中国就业人口比例在上述国家中虽然最高但下降较快,经济抚养率水平最低且稳步下降,其原因是少儿经济抚养率快速下降抵消了老年经济抚养率的稳步上升。老年抚养率的稳步上升意味着就业人口有负担加重的社会风险,少儿抚养率水平低且快速下降则预示着中国可能面临着人力资本缺失的社会风险。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视角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维度与受益维度测算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结合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逐年提高，且在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更高。分析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减少地区劳动力流动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占比达到38.89%,劳动力流动中介效应占比达到20.94%。鉴于此，应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城市偏向，增加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以提升农村人口质量、发展质量，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有为与可为：新发展阶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与改革

进入新发展阶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与运行受到经济下行压力与人口结构不利变化的严峻挑战。制度建设虽已取得瞩目成绩，但在运行中亦暴露出突出问题：制度内老年抚养比居高不下；人均待遇水平较低，难以“保基本”;人均缴费水平较低，保费尚未成为基金收入主要来源；筹资对财政补贴依赖过重，补贴效能亟待提高。为此，须回归社会保险制度本原，采取完全积累制财务模式，并通过政策措施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从财税、投资管理、记账利率等维度综合施策，增强制度吸引力；让各地基于保基本，自主精算确定最低缴费标准、筹资水平及其动态调整机制；改财政补贴缴费为补个人账户资产利息，增强激励效能；适时调整个人账户养老金应计发月数。若仍采取统账结合模式，则需取消个人账户余额可继承性，并借鉴名义账户制思想，加强待遇与缴费之间的紧密精算联系。     

包容性发展:中国崛起及其对外应对战略

中国正在不断崛起,尽管与世界强国还有不小差距.崛起中国如何有效应对国际不适反应,是考验国人智慧的重要课题.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虽然引发了众多国家间博弈,但"朋友圈"空前壮大,这充分彰显了包容性发展的战略魅力.实质上,包容性发展,不仅是中国崛起的内在战略归因和亚投行"朋友圈"热的基本战略根源,更是新形势下极具亲和力的中国对外应对战略,因为它强调发展的开放包容、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与某些国家垄断式霸权行径有着根本不同.推进包容性发展,可从具体项目做起,如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规划建设.展望未来,由内而外全面推行包容性发展,不仅有助于中国持续崛起,而且可望重塑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     

论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核

在世界发展日益追求包容性、中国发展正面临持续性挑战的今天,包容性发展理应成为中国在新时期新的发展理念与模式.包容性发展强调发展主体的人人有责、发展内容的全面协调、发展过程的机会均等、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是一种更加全面、更趋公平、更具人文关怀,因而也更具可持续性的新发展理论.中国推进包容性发展,必须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并从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公共政策改革完善和公共管理规范提升三个方面着力.针对当前中国面临持续发展的动力结构失衡和自主发展的可行能力不足等核心问题,近期突破的重点应该是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业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     

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探析

人口老龄化加快,必然产生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公立养老机构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满足的大多是"权贵"阶层的需求,未能有效发挥"托底"功能,百姓"进不去";营利性养老机构由于发展不充分,导致量少价高,百姓根本住不起;各种非营利性社会养老机构,虽然适合中低收入者需求,但由于发展不足,百姓经常"寻不着"。在世界日益追求包容性发展的今天,中国应该鼓励各类养老机构全面协调发展:公立养老机构需要走出权贵,走进百姓;营利性养老机构,应该放开发展,同时加强监管;社会性养老机构,则应在政府支持下,各方共举,并按照"社会企业"模式运营,以保证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