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弗·雷·利维斯小说批评中的非个性化原则

非个性化是利维斯衡量其伟大小说和小说家的重要尺度.通过时这一尺度的诠释来捕捉和说明利维斯评价标准的实质,推敲和体味这一标准在其重要评价中所具有的丰富意蕴,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利维斯的批评事业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中日海洋战略视角下的东海油气开发合作

在战略互惠关系的框架下,中日两国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各自海洋战略的高度,突破性地确立了东海划界前的临时安排,东海资源合作开发进入实质性阶段.但是,东海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尚待时日,需要中日双方高度的战略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中日海洋战略合作是重中之重.     

历史问题与中日危机管理中的美国因素

近年来,围绕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日本推行向美“一边倒”政策使其亚洲外交陷入孤立,从而间接损害了美日同盟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东移,对日本的要求日益增多。从战略利益出发,美国改变了在历史问题上对日“超然姿态”,开始适当敲打日本,希望开展中日关系危机管理。中国应促进美国对日工作的积极因素,构建良性发展的中美日关系。     

冷战后美日对华外交政策变化的比较研究 --从地缘政治与地区主义的视点出发

冷战后,美日对华政策存在着共同点,即防范中国的崛起.但是,美日对华政策依然存在许多分歧在地缘政治上,美国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视点出发,日本更多地从地区主义的视点出发.从发展轨迹来看,中美关系有张有弛,但战略上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从整体上看,日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中日关系的整体质量有所下降,尤其是在政治安全合作层面,中日之间的竞争在加强,而不是减少.     

漫议诗与感情

<正> 一关于诗与感情的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认为,这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它涉及诗的本质、创作规律和社会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古人说,“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尽管后人对“志”的解释各有不同,但都认为感情是“志”的内容之一。有人说,感情是诗的生命,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的。因为诗不仅要以理服人,更重要的是还要以情感人。如果一首诗没有强烈的饱满的感情,就绝不可能激动     

試論詩的构思

(一) 诗是包含着创造性的意义在內的馐俏枵庖惶囟ㄎ难а降谋局仕龆ǖ摹?但是,要在不多的诗行中,能够不是一般的,而是创造性地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概括出广阔生活的本质,表达出极其深刻的思想內容和强烈动人的感情,并以无限诗情画意,扣人心弦,达到感染人教育人的目的,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古今來多少优秀的诗篇,可以说无一不是经过诗人们呕心瀝血、惨澹经营,下过一番苦功夫,     

批判俞平伯主观主义的考证方法

这次,由於我们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发表了李希凡和蓝翎两位同学批评“红楼梦简论”的文章,所引起的全国性的对於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这不仅仅是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俞平伯先生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工人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这是我们从事於文学研究,特别是从事於古典文学研究的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任何人都不敢说,在我们身上不存在着和俞平伯的研究古典文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个讨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其次,卅多年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基本上一直是为胡适一派的主观唯心论思想,和反动的实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所蟠据着。解放以来,大家虽然都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体上可以划分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基本界限。但无可讳言的,在研究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一般的说,还是看不准,拿不稳,掌握不好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因此就极端妨碍了我们对於祖国无限丰富的文学遗产     

误解的悲剧——对《欲望号街车》的探讨

在《欲望号街车》中,女主人公布兰奇颇为复杂的人物性格,引起了批评界对其人物形象及悲剧命运持久不衰的争议,本文旨在通过对田纳西个人成长经历的分析,剖析剧作者本人与女主人公之间的内在联系,透视布兰奇性格的内在冲突以及悲剧命运的成因,即:布兰奇互为矛盾冲突的性格反映了田纳西本人对旧南方所秉持的即厌恶又怀念的矛盾态度;布兰奇的悲剧是旧的南方文化的悲剧。     

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介入浅析

随着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安全政策的实施,美国在美日同盟框架下进一步介入钓鱼岛争端,使钓鱼岛问题更加复杂。但介入钓鱼岛争端也使美国自身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美国需要履行对日本的盟国保护义务,另一方面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历史、国际法理等的潜在挑战。     

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模式与法德模式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教科书问题日益成为国际上高度关注的问题。中日政府商定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第一阶段工作虽未能完全达成共识,中日之间依然存在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上的障碍,但两国学者以关于战争责任的基本共识为前提开展的学术讨论,对促进两国相互理解有建设性意义。法德两国的历史教科书合作模式,对于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关于历史问题的共同认识,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