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保加利亚人:民族国家构建与地方社会转型--以保加利亚波马克人的民族化进程为例

围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争论由来已久,它不仅涉及认识论意义上的不同理念、范式的竞争,更关系着现实政治。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国家不但继承了奥斯曼帝国遗产,同时深受西欧民族主义建国思想和地缘政治影响,致使该地区民族问题异常复杂、多变。有关民族、民族主义认识范式、类型的评析,展示了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保加利亚波马克人的民族化进程,其民族国家构建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经济活动、社会习俗、私人生活等变革。     

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5-18世纪广西梧州的秩序控制、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

15-18世纪，广西梧州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重镇”的社会变迁。正统年间，大藤峡瑶乱日益严重，开启了梧州地区的军事化进程。景泰、天顺年间，动乱愈演愈烈，为统一事权、协调资源，成化六年，两广总督开府常驻梧州。此后，梧州军政建设不断加强，并成为岭南军事重镇。明后期，随着地方秩序的逐渐稳定，梧州军事地位日益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重视，开始向商业城镇过渡。清前中期，梧州山区得到大力开发，米粮、食盐等传统贸易亦保持兴盛，逐渐形成以苍梧戎圩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至18世纪，梧州成为商业重镇，社会风气亦渐趋奢华。梧州个案表明，边疆重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区域秩序控制、国家权力渗透、山区经济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基于航空竞争视角的高铁客票动态定价分析

高铁固定的定价方式是制约获得更高利润的因素,面对航空动态定价机制,高铁科学、合理的定价策略是破解盈利不足的关键.在现行机制下,构建Hotelling模型,分析高铁静态定价和航空动态定价、高铁和航空同时动态定价的均衡,比较实施高铁静态定价和动态定价的收益.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实行动态定价能增加收益.     

需求率受推广努力水平影响的新能源汽车租赁系统协调契约

考虑由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组成的二级系统，在需求率为随机且与推广努力水平相关的市场环境下，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分散决策、集中决策、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的最优车队配置和推广努力水平，并对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况下无法实现系统协调，通过引入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组合契约，当契约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该组合契约模型不仅可以实现系统协调而且可以使系统成员达到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了可靠性和有效性。     

企业利用FTA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以FTA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正逐渐成为各国开展经济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但是现实中我国企业对FTA的利用率并不高。为了探寻其中的原因,首先从FTA使用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分析影响企业FTA利用率的理论模型,探讨了企业FTA策略选择背后的作用机制。其次,基于2017年中国—东盟FTA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取FTA信息的难易程度、申请原产地证书的时间等FTA使用成本是影响中国企业FTA利用率的重要因素;利用FTA出口则有助于企业增加出口量,使其出口产品更具价格优势,并有助于企业加入全球/区域生产网络和产品供应链。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生产型企业,获取FTA信息困难程度的降低、企业申请原产地证书时间的缩短等更有利于提高外贸型企业的FTA利用率;大规模企业对FTA的利用率受FTA使用所得收益的影响较大,而小规模企业对FTA的利用率则对FTA使用成本更为敏感。为了提高企业对FTA的利用率,政府应当扩大对FTA相关政策的宣传,提高企业的认知水平,同时简化各种审批手续,努力缩短原产地证书申请所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