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和"有熊"——兼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及四重证据阐释

从考古发掘的图像资料与古文献的相关记载出发,探讨轩辕帝与有熊氏的关联:一方面检讨远古"熊图腾"的成因,说明文学与人类学的多元视角和知识视野时追寻远古失落之文化记忆的作用,并昭示其融入国学谱系后的效应,尤其是在"释古"方法上的推动与创新;另一方面也试图经由中国古代的例子,探讨人类学中国话语之必要和可能.     

红山文化玉蛇耳坠与《山海经》珥蛇神话——四重证据求证天人合一神话“大传统”

［摘要］将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概念加以再造，按历史的时间长度作为标准，重新划分大与小，应把文字书写以来的传统作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承视为大传统。早期文字典籍如《山海经》中保留着众多来自华夏大传统的史前信息。由于文化变迁后的遮蔽和遗忘，其中很多内容沦为后人难解的哑谜，如夏启珥蛇乘龙佩玉璜等描写。考古发掘的文物作为实物证据，能够让今人超越小传统的迷惑，解读文字编码背后之谜，洞悉大传统的神话观念信息。2012年发布的红山文化新出土蛇形玉耳坠，作为第四重证据发挥出图像叙事的作用，将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珥蛇母题，一下子向上延伸到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并作为大传统的天人合一神话观之存在的证明。     

司南:《山海经》方位与占卜咒术传统

<山海经>的特殊方位展开模型与现代地图学相左,却吻合远古的占卜咒术传统."轩辕"作为司南,是凭借方位知识获得统治权的象征.黄帝战蚩尤神话中轩辕司南起了决定性作用.占卜思维以南方为基准,按照南西北东的顺序展开.<山海经>中大量出现的轩辕丘、方山与方台皆可理解为巫术性辨识方位的基准物.     

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四重证据法与人文创新

文章提出改造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little tradition)概念,按照符号学分类指标重审中国文化传统,把汉字编码的书面传统作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以来的神话思维视为大传统。提示生活在文字编码小传统中的当代人,如何利用现代新知识所提供的多重证据,如先于汉字出现的玉器符号,超越文字符号的遮蔽和局限,洞悉大传统的奥妙。新兴的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倡导实地考察的田野作业,打开突破小传统拘限的知识新格局。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可当做大书来解读。从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经验可知,对于读万卷书的知识人,行万里路的民间调研功夫,是摆脱小传统书本主义限制,洞悉大传统的关键。从方法论上归纳,可将新出土的文字作为二重证据,将文献之外的田野调查的口传活态文化传承作为三重证据,将出土的实物和图像等非文字符号视为四重证据。以四重证据法重新探寻文化大传统,获得超越前代的人文创新方法和认识境界。     

中华文明探源的比较神话学视角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缺失了神话学视角,因而阻碍着考古学素材和人文学科阐释之间的沟通.比较神话学是重新进入中国传统的本源和有效门径,它具有贯通文、史、哲、宗教、道德、法律诸学科的多边际整合性视野.从整合性视野看,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它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要把握当代比较神话学整合性视野的优势,一个认识上的前提是:必须把神话概念从现代学术分科制度的割裂与遮蔽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转变就在于:将归类为民间文学一种体裁的神话,还原为文化编码的基因.     

《圣经·路得记》综合研究

《圣经旧约》的《路得记》是一篇以寡妇再嫁的题材表现希伯来宗教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的文本,从中可以窥见从民族主义的犹太教思想向世界主义的基督教观念演化的契机。路得的形象改变了希伯来人敌视异族人的传统心态,预示了后来耶稣所倡导的"温顺"、"忍耐"、"友爱"等处世道德。     

冬眠之熊与鲧、禹、启神话通解——从熊穴启闭获得的启发

自史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欧亚大陆的文化遗址中较普遍地出现了女神偶像,以及女神的各种动物象征。这些象征大多围绕着能够体现出周期性变化或者循环变形的意象而展开。熊罴也成为再生女神的一种化身,加入到死而复活的神话原型系列中来。这一神话原型,揭示了中国文化发生的伦理学意义。     

比较文学:从本土话语到世界话语

90年代以来,随着后殖民理论在第三世界人文知识分子中的广泛传播和震动,我们的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界,乃至整个文化学术界,有关“失语症”的焦虑日渐滋长,并由此引发了关于话语问题的热烈争论.人们好象一觉醒来,忽然发现在西装领带和牛仔服取代了中山装、可口可乐易拉罐取代茶壶茶碗、肯德鸡和麦当劳夺走饺子馆生意的同时,我们的学术话语和日常语言也早已被西方“强奸”了,我们本土祖先的语言传统正在消解和被人遗忘,我们所说所读所写,几乎全是上一世纪闻所未闻的外来东西.     

秦文化源流新探——熊图腾与中原通古斯人假说

在对秦文化源流的研究中,只有跳出西周以来"尊王攘夷"的正统史观,方可寻找从黄帝有熊氏到嬴秦、楚、赵的熊图腾传承线索;再据新发现的秦先公大墓出土熊形文物的分析,以及嬴与熊、能等同源汉字的符号学证据,以回应人类学家的"中原通古斯人"说及考古学家的在中原以外寻找五帝时代线索说,从而对嬴秦族的文化渊源作出综合性的解释。根据殷商玉器中的"熊鸟"造型,也可探寻熊图腾与鸟图腾结合的神话想象,进而揭示夷夏同源大背景下的中韩之间的熊祖神话的关联性。当代国学研究的方法创新优势在于,在传世文献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可充分发挥出土和传世文物作为"第四重证据"的特殊作用。     

从中印洪水神话的源流看文化的传播与异变

本文通过对印度洪水神话的源与流的考察,透析苏美尔—巴比伦、印度、中国三大古文明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文化接触,说明了不同文化的价值对同一文化原型的受容与改造的某些规律。文章讨论了大洪水神话在整个人类文化中的生命意义,将此母题引入原型批评观念,分析洪水神话跨文化发生的原因,勾勒出它在世界各地分布的线索,指出它们之间的事实联系和可能联系。同时,通过母题模式的比较,探讨了印度洪水神话与西亚洪水神话的渊源关系,指出了印度文化的果报思想对洪水原型的改造及其与佛教精神的有效融合。在此基础上,简述了中国洪水神话传说的三大系列,着重剖析印度影响下产生的“报恩型”洪水传说的流变过程,以及它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的意义,从中窥探文化传播与异变的规律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