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地”的制度发明

"共有地"的意涵是多重的,产权、公共资源和习俗既是三种不同的理论路径,也是"共有地"界定的三个不同层次。但是,对于"共有地"的解释,不是产权、资源、习俗三种理论进路的简单叠加,而应该走向一种整体论的"彻底解释"。可以将"共有地"作为一项制度实践,揭示其"传统发明"的整体动态机制,此即"共有地"的制度发明。     

寻求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契合─-中国近代农村土地分配研究方法论探析

土地问题是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最关涉社会结构深层变动的本质问题，而地权分配则是其中最关键的要素。史学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多偏重于经济史层面，近年来勃然兴起的社会史研究又较少顾及农村土地问题，各有偏颇。我以为，在研究中国近代农村以地权分配为中心的土地问题时，在方法论上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框架综合起来，建立经济史与社会史方法内在统一的经济社会史方法论体系，实属必要。实体模式的构建农村土地问题所涵盖的内容是极广的，要而言之，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技术层面，即土地利用问题，包括水土保持、土壤改良、耕作…     

中庸新议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庸就是调和折衷,表现于生活则是庸庸碌碌,它似乎是国民劣根性之一,"五四"时期遭到激烈批判。为什么自孔子以来中庸思想有广泛的影响呢？这恐怕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与中国人的群体性格有关。为此,笔者联系中国文化运演的历史进程对中庸作一重新认识和考察。一、中庸的价值基础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的"仁爱"思想,其精妙处在于把外在的等级制度、历史传统,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从整顿人的社会性（人际关系）中最基本、最一般、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     

作为整体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

整体史视野中的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历史学化”过程中的人类学整体观,对历史本体和历史实践的主体性等问题,有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反思.历史人类学并不否认对人类学学科传统的知识传承,但在开放的跨学科甚或“去学科化”合作中,这样的历史人类学应该建立起整体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模式.     

制度与话语:近代江南乡村的分家析产

家计、家产、家业统一于农民家族共财的财产和伦理观念中,家计独立的同族间各家户仍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和互惠关系,而分家析产后父子、兄弟间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财产关系。从纵向看,分家析产是家业在父子间的代际传递;从横向看,它又是家产在兄弟间的分割。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家族共财既是一种有着浓厚伦理意味的财产观念,又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制度(现在又何尝不是这样)。在分家析产过程中,家族成员的财产边界模糊不清,其话语背后的“潜规则”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每个人都想从有限的家产中分得最大的份额。分家析产也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形式,它造就了狭小的农地经营规模和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但在资源极度稀缺的条件下,小农经济的基本生产方式既是分家析产制度的结果,又使农民的家产传递跳不出分家析产的家族共财制樊篱,这是一个制度怪圈。     

近代山东农村的土地经营方式：惯行述描与制度分析

如果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划分 ,近代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可分为租佃、雇工与自耕三种形式。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是发生在不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 ,而自耕较多地反映了农户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在以往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乃至近代时人的社会调查、方志写作中 ,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 ,而对小自耕农、佃农的家内劳动关系及户际劳动协作关系 (即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帮工搭套”)重视不够 ,甚或将其完全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小自耕农家庭成员之间不存在权利、义务的对等关系 ,但在耕地、播种、收获等农忙季节 ,农业生产所需…     

反抗与惩罚——20世纪50年代嘉定县乡村的犯罪与财产法秩序

20世纪50年代互助组、合作化、统购统销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呈现了反抗和惩罚并存的实践面相。在互助合作运动和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反抗可能部分地映射了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生存伦理，而从社会工程和治理的角度看，反抗则会演变为破坏从而招致更为正式化的惩罚。全能主义姿态的治理实践与村落传统有机结合，惩罚的政治化与反抗的日常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政治和法律实践的基本逻辑。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财产边界

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由于家为伦理关系发生的基本空间单位 ,故基于“家”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成为村落文化的主体内容。在“差序格局”的道德相对主义规范中 ,不存在个人的独立道德人格和权利意识 ,个人作为家 (家户或家族 )的成员 ,首要的是对家的义务。义务本位的规范体系当然并不排除乡民们对实际利益 (主要是以田房为主体的财产 )的追求。这种利益追求不是个人本位的权利主张 ,而是家族伦理本位观念的现实体现 ,因为家族共财理念是“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中 ,义务本位的规范又通过乡民们的个体生活实践化作稳定化的行为方式和共同准则 ,此为乡土社会中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习俗。对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 ,他们所认同的却是长期稳定、有效的民间习俗。民众的生活空间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乡村调解和交易中的习俗都在“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逻辑内展开 ,超出这一限度 ,习俗的约束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又是一个由习俗调控的社会 ,姑称之为习俗性社会。过去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称作礼俗社会 ,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习俗更多地是乡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基础上所进行的制度创设 ,而不是国家权力进行伦理教化     

解读地方性制度－一项关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化研究策略

对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大众来说,产品交换、关系网络、地方习俗、伦理观念是最真切地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要素.地方性制度解释的研究策略,正是要试图抛弃以往的诸如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变迁之类的结构主义式的抽象概念,真正地以"在场"式参与观察的方法,走进"他者"的世界,去用心解读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着的地方性制度,进而再现地方性制度的实践形态,并在叙事中发现人的社会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