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董仲舒是秦以后"为群儒首"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开创了秦以后"独尊儒术"和汉唐经学的新格局,而且对宋代的"新儒学"即道学或理学也有重要影响.董仲舒在中国儒学与文化史上占有堪与孔子和朱熹比肩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八个方面对此予以论证,并且指出,崇尚道德与和谐、仁者爱人、以民为本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     

新千年要有新发展

社会发展世界峰会在许多意义上都是一个里程碑。就其最重要的方面说 ,它体现了所有国家共同的决心 :为这个星球上贫困落后的公民创造一个好一点的世界。五年过后 ,各个社会看来更加自我中心、变化无常而彼此隔离。作为那次峰会基石的共同决心 ,似乎已被淡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就其道 ,也许是背道而驰。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在增长 ,科技仍在进步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忍受着经济衰退的痛苦以及社会和政治创伤。本文的基本论点是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必须解决这种局面。变革的主要责任落在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精英身上。通过人的发展 ,贫穷可以连根拔除 ,匮乏和不幸可以被减到最小 ,人类的苦难可以减轻。国际社会必须表现出必要的意志。     

关于荀子的“以类度类”思想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处于对先秦哲学进行总结并加以创新的地位。他提出的“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形具而神生”以及“性恶”论等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认识论方面，荀子主要提出了“缘天官”和“虚壹而静”，前一说属于经验论，后一说属于理性论；作为中介而沟通此而说的则是“以类度类”，这一中介环节实际上更集中地体现了荀子认识论的特质。就在这一中介环节中，存在着荀子认识论的重要缺陷，这种缺陷不仅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延续，而且在中国现代人的认识…     

随着生活之树发展的理论是常青的———读《什么是哲学》

对于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何·奥·加塞尔通过对哲学活动所作的“根本的分析”认为：“哲学是理论，是一种理论知识”，哲学是“关于宇宙可言说的一切”；在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反哲学的时期”之后，哲学将重返“对宇宙的认识”，“对宇宙整体的追求”；哲学并不取消其他科学的认知方式，它只是研究“诸事诸物的共相”。这样，他对哲学的理解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等提法是相通的，与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学”也是相通的。加塞尔指出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一个重大区别是“自我”或“自我意识”的发现，而重视“自我”的倾向达到巅峰，这个“自我”便成为了“像肿瘤般的自我”。因此，他用“我的生活”扬弃了作为世界之本的“自我”，超越了唯心论。他认为“一项无可怀疑的事实，就正是物、我之间的相互依存”，而“唯心主义的谬误在于不明白这个相互依存的道理，一切以我为凭依”。他还指出“寻求实在的哲学活动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哲学见解应当予以高度评价。但需要补充的是，“我的生活”并非“我”个人的生活，而是“我”与其他人的共同生活，亦即社会的实践；现代的新唯物论，应建立在我们的生活、实践的认识论基础之上。     

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

本文论析上博简 (二 )中《容成氏》关于“启攻益”、“汤攻桀”以及上古帝王世系的记载与经、史相异 ,并且探讨了《容成氏》、《子羔》和郭店竹简《唐虞之道》具有相同的思想倾向 ,其“禅而不传”或“至于禹而德衰”的思想当属于“孔孟之间”的儒家之学 ,在燕国发生了“让国”事件而孟子的思想更集中在“王霸之辨”时 ,《唐虞之道》等篇的“帝、王之辨”就不合时宜了。“史”受到“经”的影响 ,经、史都存在“务存褒讳”、“隐没者多”的问题。“禅而不传”、“启攻益”、“汤攻桀”等等是被以往的经、史所“损”掉的东西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早期儒家有一种比肯定“汤武革命”、“王道政治”更具理想性和批判性的意识。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学术批评的"蹊跷"

学术批评贵在"直""诚",若落于"蹊跷",则不免使人觉得味同嚼蜡,如坠五里雾中.     

先秦时期的五行说与气论

“五行”与“气”是贯穿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源远而流长的概念。本文仅就它们在先秦时期的发展和融合作一些探讨。一“五行”的观念可能起源很早,在《尚书·甘誓》中就有:“有扈氏威海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明确标明“五行”为水、火、木、金、土字样的是《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关于《洪范》产生的年代,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引起很大的争论,近年仍有学者认为它还是     

走向规范性的联邦制理论

当前的政治环境迫切需要有一种切实而规范性的框架 ,藉以对全世界联邦体制发展前景进行思考。本文概述了任何一种规范的联邦制理论都必须加以考虑的主要的规范性因素。联邦体制的合理性在于自由、促进实际的公民权以及民主。在多民族国家 ,从平等和自决权考虑 ,联邦制的安排也是必要的。但联邦制的构成也给效率、稳定以及一致的政治认同造成困难。然而 ,选择联邦制的国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建立起鼓励社会信任的机制 ,以抵消以上困难。特别适合多民族联邦制国家的一种机制是 :宪法中规定 ,在特殊情况下经严格设置的程序 ,族群有退出联邦的权利     

塞文山生物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与地方实践

塞文山国家公园是一个有居民居住的管理区,它试图把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协调起来。这就必须与该地区的所有主体达成和解,是他们掌握了传统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这个合作管理的学习过程就是促进对话、协商,乃至对不同地方实践加以比较。公园自1970年创建以来,对地方生态知识的科学研究一直伴随着社会和生态问题的进展。研究或环保项目提供了观察在环境政策的框架内地方行为者诉求的有益视角。传统知识和技能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真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