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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与困境——以《少年中国说》和《呐喊·自序》为中心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1984年,福柯在检讨西方知识界对启蒙的检讨和反思时指出,只有拒绝对"启蒙"的"敲诈",现代哲学才能真正面对启蒙提出的问题,推进我们反思自身与现在的关系.福柯这里所说的对"启蒙"的"敲诈",指的是那种设法确定"启蒙"中可能有的好的或者坏的因素之后,把这些有限的历史片段当作根据,强迫我们必须在反对,或者接受启蒙之间做出选择的行为[1].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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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的历史形象，经历了从一个与国民政府及其官方机构联系密切的文化团体，到一个以左翼进步文人为主体的文化团体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关联着文艺作家对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和国共两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政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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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从学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188-192
"新诗的进步"是朱自清诗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借助于"新诗的进步"说,朱氏最终突破了胡适现代新诗本体话语的束缚,把现代新诗的合法性建立在了新诗自身的历史存在之上,宣告了"新诗史"的诞生。这个进步的新诗史观和叙述框架,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思考和叙述。朱自清以"新语言"和"新世界"两大标准为尺度,对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具体论述和分析,也因此成为了新诗史的经典结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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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从学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55-61
"被围者"穆旦的生存困境,并非外在的黑暗势力过分强大所致,而是在把外部世界看作敌人的同时,认定自己具有内在本真性的现代人共同的精神困境。这个由"纯洁的个人"和"丑恶的社会"两极构成的封闭性循环结构,虽然随着诗人具体的历史境遇而演化成了不同的历史形态,但其根本性的结构却丝毫没有发生改变,最终导致穆旦"突围"的失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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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从学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1):55-63
《南行记》中的"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切近鲁迅所说"中国新青年",同时也最切近世界性的浮士德精神的人物。"我"在《山峡中》中的经历,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浮士德冒险"故事。小说全面展示了作为现代人的"我"如何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中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造就自己行动的哲学的内在机制,创造了一种永远向着未来展开的现代性伦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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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浪漫主义诗歌文化的影响下,穆旦形成了强烈的个体性生命意识。以个体性原则为基础,穆旦对抗日战争的认同,变成了个人对外在的社会历史事件的同化。抗日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旧冲突和变化,因此内化成了穆旦精神世界中的自我分裂和冲突。这种自我分裂的体验,在艾略特的影响下,发展成了穆旦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穆旦对抗日战争的独特的认同方式,不仅影响了他抗战初期的诗歌创作,而且对他后来的精神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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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从学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47-49
抗战时期的北碚并不存在文协北碚分会,目前学界所谓的“文协北碚”分会其实是文协总会设在北碚的一个办事处,其性质与分会完全不同。老舍个人的有关文字,当时有关报刊的公开报道,以及文协的工作报告等材料,不仅完整而清楚地叙述了文协北碚办事处的建立过程,而且证实了北碚分会并不存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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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从学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26(6):18-22
1950年代诗歌中的"到远方去"中包含着的中心对"远方"的暴力性想象,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而产生的浪漫主义文化建构自我同一性的一种社会文化机制.这种社会文化机制既和诗人的自我冲动存在着冲突,又压抑诗人面对复杂生活经验的可能.邵燕祥1980年代以后的诗歌创作,沿着个人化和历史化两个方向,在坚守着真实的个人生命冲动的同时,又把"远方"的历史复杂性带进了自己的诗歌,消解了中心对"远方"暴力性和同一性想象,最终摆脱了个人对"中心"的依附,真正走向了"远方",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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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的输入与中国文艺﹃范畴论﹄的确立李怡段从学越是到了今天，我们越是能够深深地感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清晰地凸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复杂心态，满足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进程中实际存在着的种种复杂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