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独任制+普通程序"组织模式的完善

在对诉讼程序作精细区分的前提下,"独任制+普通程序"组织模式下的案件类型为事实不易查清但法律关系明确的案件,事实不易查清应界定为案件事实需要耗费较长时间经过调查、取证等程序性事项后即可查清的案件.此外,各类组织模式的衔接应以是否符合类型化案件为条件,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与"合议制+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在审理期限上应有所区别.应完善法官遴选制度和健全法官责任机制的司法配套改革,以保障"独任制+普通程序"组织模式的有序运行.     

再审审查制度对司法公信力的检视与提升——以A省B市的司法实践为分析样本

再审审查制度是保障当事人申诉权和纠正错案的重要法律制度，其有效的配置和运作能助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与强化。但其功能和价值 “有限”，现行司法政策在启动再审的标准上遵循“可能有错”的判定基准，显得过于泛化，无限放大其功能和价值，不仅不利于秩序价值的生成与固化，而且与创新现代社会管理模式之内生性精神与理念存在冲突，易引致社会管理风险，增加管理成本。完善的方向应立足于制度功能“限度论”，在法治的内在诉求以及现代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在肯定再审审查制度的有限意义与价值基础上，严格界定准入门槛，适用“确有错误”的启动再审标准，并健全相应的审查程序。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作用机制的博弈论分析

从立法规定的表象看,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监督方式在监督效力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然而司法实践中,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和监督效果却不可小觑。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监督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抗与合作,再审检察建议监督方式与采纳监督意见是符合博弈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再审检察建议的制度安排从长远来看,能够实现监督实效、维护审判权威。博弈论分析为当前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完善路径,提供了一种探索的思路。     

正义原则与平等自由主义

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之后，人们了解到作为当时西方社会根本基础之一的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成为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它所强调的普遍有效性是可以进行质疑的。罗尔斯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的正义理论以对自由主义作出修正，这个有关公正或者说是正义的理论，着眼于处理分配公正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两大正义原则以及其优先性，从而建立起平等的自由主义。同时本文根据罗尔斯所立足的“平等”与社群主义做出比较。     

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论:基于组织视角与个人视角的转换

当前对立法程序所形成的“法案的提出、法案的审议、法案的表决和法案的公布”四个显性立法程序的基本共识,不能全面解释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原因在于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法案的起草、法案的审议、适用解释”四个隐性立法程序。其中的逻辑主线表现为显性立法程序与“组织”相勾连,隐性立法程序与“个人”相勾连。《立法法》条文以“组织”视角所建构的显性立法程序和立法实践以“个人”视角所探寻的隐性立法程序共同构成了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从纯粹立法学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着手,所建构的立法程序二元结构,需要在“组织”和“个人”两种视角中循环联动,实现视角的融合,以扩张既有的理论解释力,争取最大限度的接近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     

公证遗嘱:让继承人自证真伪?

10年前,为了防止身后财产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对老夫妇采取了对遗嘱进行公证的方式来处分自己的遗产。然而,两位老人双双谢世后,子女间不仅没有减少讼累,而且老夫妇所选择的公证遗嘱的证明效力也受到了质疑     

收购国企盛宴背后的法律问题

为了防止国有资产在国企转让中流失，为了确保国企转让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行国企转让法律法规对收购国企制定了严格规范的交易程序，对每一程序都制定了详细的管制措施，千方百计想在收购国企中绕道走的收购者，最终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编者按]     

靠紧急会议解决问题的企业

企业经常出现业绩问题，领导就召开紧急会议，然后企业再出现问题，领导再召开紧急会议。其实，企业要多关注工作程序的合理性和公司经理的能力，使企业保持解决问题的信心。     

论重整程序中的自动冻结制度

在重整程序中,自动冻结制度有其独特的功能。无论是自动冻结主义还是裁定冻结主义,其适用范围都必须合理界定。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和新的破产法草案尽管对自动冻结制度有所规定,但不够系统、完善,有必要从适用范围、例外与解除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沉默权的价值

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其价值体现在 :它可以增强辩方的防御能力 ,是形式上保持控辩双方对抗格局的重要因素 ,有利于维护刑事诉讼构造平衡 ;有助于刑事诉讼公正、科学、文明地进行 ;也有助于发现事实真相。沉默权不仅有其程序性价值 ,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人格尊严的极大尊重 ,沉默权制度是刑事司法中最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