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

冯雪峰作为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的重要阐释者,有着自己的理论特质和鲜明的倾向。从其真实观、典型观等分析可以见其现实主义理论:既有对文艺特性的尊重,又有为政治而过于理性化的侧重,理论呈现出矛盾和游移状态,是具有一定的艺术倾向的政治化了的现实主义。但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它能让我们更好地反思这段文学史,以期对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有所启迪。     

探索中的卓识与局限——冯雪峰三四十年代文艺批评理论概观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冯雪峰是最有代表性的现象与线索,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是其理论批评的核心内容,生活、真实、主观力等命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整体而言,冯雪峰的理论批评虽有对文艺特性的尊重,但却又呈现出"左"的偏向.     

胡风“独立”意识的觉醒——胡风家书疏证数则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后,胡风与冯雪峰的关系濒于破裂。胡风认为冯有意阻止他参加有组织的救亡工作,于是萌生“独立地做一点事情”的强烈愿望。胡风随即计划返汉与友人合办刊物及仿效《呐喊》周刊而创办《七月》周刊,这些都可视为他脱离冯雪峰领导后的独立的文化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期胡风“独立”意识的觉醒,是导致其后与某些党的文化领导者持续冲突的前声。     

左联的国际宣传策略及其历史回响——以“左联五烈士”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左联在进行国际宣传时,为了扩大影响,常常十分讲究策略,"左联五烈士"的国际宣传就是很好的证明。鉴于事件发生时中国国内、中共党内、左联盟内的复杂状况,左联在国际宣传上,发布四种版本《致各国书》,将"五烈士"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策略性宣传,尤其是巧妙组织了"六位左翼青年作家"先后遇害的言论。这种策略和操作,使这次国际宣传在事实上不再是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国际控诉,而成为对中国革命的大规模政治宣传。这次宣传给国际作家以十分深刻和特别的印象。由于鲁迅是此次宣传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在其晚年提到国际作家珂勒惠支的文章中连续出现了"六个青年作家遇害"的说法,这应是合理的曲笔回护,不能算作笔误。     

关于冯雪峰的《火狱》

冯雪峰写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火狱》本为一篇优秀的杂文,却在50年代中后期受到错误解读并成为作者获罪的重要依据。因此恢复作品的本来面目和应有价值十分必要。而仅从一篇杂文去寻找造成冯雪峰命运的原因而不从更深的背景等方面寻找答案,这种回顾和总结也没有太大意义。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冯雪峰狱中诗集《灵山歌》评述

冯雪峰一生由其革命生涯贯穿起来,而诗歌似乎只是他在革命时期、革命间歇期灵光乍现的偶发"习作"而已。但仔细分析,冯雪峰从事诗歌创作活动的时期,都是他生命最为关键的阶段,无论是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还是最困顿的铁窗生涯,都有诗歌创作活动相伴随。鉴于对冯雪峰"湖畔"时期诗歌的研究成果已很多,本文将对其狱中诗集《灵山歌》的特点集中进行评述。     

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考辨

鲁迅对冯雪峰替自己代笔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仅不满意,而且还不予承认。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对托派的忌讳,只是出于政治原则性的——当时他已经被共产党推举为文学上的精神领袖,在原则上他对托派不能不有所规避。而他之规避托派,主要还是不想让对手——"国防文学"派的周扬们抓住自己的辫子,从而在政治上陷自己于不利。而在私情上,尤其是在文学观念上,鲁迅未必会如那封答信中那样对托派持有那么大的恶感。因为托派的背后——不管是托洛斯基,还是陈独秀,毕竟都是鲁迅曾经心仪过的人物。《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一公案,充分表现的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鲁迅乃至中国作家中所引起的心灵冲突和撕裂。     

新历史主体的诞生幻象——论土改题材中的“翻身”

歌颂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文艺整风后延安作家书写土改的基本姿态。作家对变动世界的想象和叙述都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框架展开。但是,革命作家在构筑表征现实的虚拟世界时,"主义话语"阶段的左翼文学关于历史"新人"——新时代的历史主体的诞生却发生了某种变异,这一变异被左翼理论家冯雪峰注意到,变异的本质就是翻身做"主"(主体)内在性的缺乏,内在性的缺乏暗示了革命之于农民的外在性。周立波、丁玲和马加的作品都有这样的问题,尽管冯雪峰说丁玲的土改叙事克服了这个问题。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