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事后悔罪行为制度

事后悔罪行为是犯罪行为人实施的一种自我救赎行为。事后悔罪行为制度存在的法理根据需要结合法益的恢复、行为人再犯可能性及刑罚目的实现程度综合衡量。它具有减免刑罚以及出罪化功能。为了能够更好地因应司法实践,结合现有立法之不足,我国可从立法模式、适用范围等方面加以完善。     

失足青少年再出发

接案 犯罪嫌疑人李某（化名），男，25岁，高中文化。2010年4月，李某在店铺内剁鸡时，看到母亲与许某发生冲突，便顺手拿了菜刀冲到许某身旁，朝其头部砍了一刀，致其受伤。李某当场被公安机关抓获。因李某在归案后有诚恳的悔罪态度和积极的悔罪表现，且事后也得到了被害人许某的谅解，检察机关举行了公开听证，对李某作附条件不起诉（暂缓起诉）决定。     

重读笛福小说里的道德寓意

一直以来评论界似乎把笛福小说里的道德寓意解读为以信仰救赎罪恶、以理性克制欲望。本文通过揭示小说的道德叙事文本对悔罪和理性的解构来向读者展示十八世纪所掀起的道德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在笛福小说里的体现。笛福对他笔下人物的情感、动机和欲望的描写所昭示的道德观支持了十八世纪道德经验论对唯理论的反驳:决定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的不是宗教信仰和理性法则,而是情感和欲望。     

“魔鬼”心中亦有“天使”——对人物亚历克的再认识

从对《苔丝》及造成苔丝悲剧的原因的分析中,发现以往人们对亚历克的评价的确含有合理的地方,但是,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偏颇,是有失公允的。虽然亚历克夺走了苔丝的贞操,但他并没有犯下其它不可饶恕的罪过,实在还到不了"十恶"的程度。他在事后的极度悔恨以及对苔丝在感情上的体贴、怜悯、爱护与执着,在物质上的无私给予,足以表明他有一个男人对自己所爱的女人最基本的责任感和道德感。魔鬼是万人畏惧的低等动物,而亚历克的心却仍被天使的光环包围着,在他身上仍然具有一些令人同情和高尚之处。     

死刑判决的民事赔偿“挤压功能”初论——以被动赔偿不能算孙伟铭“积极悔罪”为视角

孙伟铭深度醉酒后非法驾车,导致4死1伤特大交通事故后,在刑事判决宣布前,极度冷漠地对待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刑事判决以"死刑立即执行"发布后,孙伟铭及亲属受到保命的强力挤压,在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赔偿了受害人100万元.这种刑事死刑判决对于民事赔偿的挤压效果,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却不能构成孙伟铭的"悔罪积极".对于最高法院倡导的"宽严相济",作者认为孙伟铭案件在本质上,不宜适用.     

一个失独母亲的宽恕

因不满恋人提出分手,年轻女子用铁锤结束了同居男友的生命。噩耗传来,痛失独生儿子的母亲发誓要女方血债血还。不料。年轻女子入狱后发现自己怀上了男友的孩子。已经知罪悔罪的她,决定生下男友的遗腹子为自己赎罪。年轻女子用实际行动悔罪的表现,使失独母亲放下刻骨仇恨,向法庭递交了对杀子凶手的《谅解书》……     

论认罪认罚从宽中的程序正义及其实现

认罪认罚从宽,这一源自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旨在契合刑事诉讼程序多元化价值追求的制度完善,承载着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和人文关怀,具体适用以被追诉人的"真诚悔罪"为逻辑起点,是刑罚和刑事诉讼功利主义与能动主义的制度外化,实践中强调以一种务实进取的态度关注对罪犯的惩治、对被害人的救济、对社会关系的修复以及长远视角下的犯罪预防。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兼具内在和外在双重维度的时代价值,一方面是从内在价值出发的刑罚理论完善,另一方面是从外在价值出发的诉讼实践展开。行为主体的认罪认罚,是通过放弃部分权利而满足其个体层面相对受益的理性选择,应建立在以利益主体"有效参与"并"实质影响"为核心的"正当程序"之底线正义上,要求在信息对称、明示利弊、形式多样、法律帮助、强制措施、量刑从宽、法庭审判和裁判文书等方面着力完善。     

论恢复性司法理念在量刑协商中的运用

公益宽宥是将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从事公益活动作为是否决定不起诉或者提出从宽量刑建议的重要依据。悔罪表现在量刑协商中有重要的考量价值,公益宽宥将悔罪情节具体化;公益宽宥将认罪认罚实体化。在量刑协商程序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可以丰富认罪认罚制度,建议以恢复性司法重构被害人参与量刑协商和公益宽宥;将公益宽宥同时适用于有被害人犯罪与无被害人犯罪,可以解决无被害人犯罪悔罪表现趋于形式化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