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河南汉碑保存现状

通过实地走访 ,发现一些河南汉碑的现状已与过去的记录不符。对河南汉碑保存现状的资料进行了重新整理 ,纠正了过去著录中对一些汉碑碑置地点的错误记载 ,同时也发现了一些过去认为不清楚碑置地点的汉碑 ,为河南的汉碑研究提供了一份更可靠的资料。     

汉碑、汉简牍帛书隶体古文研究

整理汉碑和部分汉简牍帛书文字中与《说文》古文、六国古文字和《汉简》、《古文四声韵》中的古文字同构的字形。并根据这些材料分析了秦代"书同文"政策以及此后汉代官方文字规范政策的效果,同时从地域因素和文字书写主体角度探讨了这些隶体古文在汉代使用与否的原因。     

《张景碑》艺术特色论

《张景碑》1958年出土于河南南阳,此碑的出土并未引起书法界的重视。许多评论多以之为"隶中馆阁"。笔者认为《张景碑》是汉隶典型碑刻,格调典雅,端庄遒逸,足可与《曹全碑》、《史晨碑》、《张迁碑》、《石门颂》等享有盛誉的汉碑同列。     

不着一字 各释其妙

古往今来,我国无论是石碑、书信,还是春联,都曾有过无字的。尽管无字,却饶有风趣。无字汉碑汉武帝刘彻,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登泰山封禅,在泰山     

读《张迁碑》辨疑——与程章灿先生商榷

东汉官宦多为单名,但平民阶层的"双名"也相当普遍。《张迁碑》碑阴题名存在着"双名"现象,与东汉民间社会的习俗相一致,足证其为东汉的"乡里刻碑"。碑文写入非张迁直系先祖的张氏名人,符合汉碑常例;对张迁官职的记载也符合汉代官制;至于用典中的错漏之处,恰恰证明其为东汉乡里俗儒所做之"乡里刻碑";明代赵均、都穆等金石名家对此碑也多有著录;可见其为真正的东汉碑绝无可疑。程章灿先生《读〈张迁碑〉志疑》将该碑断为伪碑的新说不能成立。     

汉碑中所见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

东汉时期,祭祀山岳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祭祀活动.在汉碑中保留了一些当时山岳祭祀的史料.据汉碑与文献的记载,东汉山岳祭祀成为国家祭礼一部分.东汉国家实际控制对五岳名山以及郡国内名山的祭祀.在祭祀名山的方式上,有定期祭祀和以求雨为目的的祭祀.定期祭祀名山具有完善的礼仪,并在祠庙中举行祭祀活动.由于东汉人对山岳具有虔诚地崇拜意识,所以山岳祭祀成为当时重要的礼仪活动.     

器以藏礼:汉碑文化意蕴概述——以曲阜汉碑为例

碑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器物。作为书写记录的媒介载体，碑刻不仅承载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礼乐文明，而且是“器以藏礼”的重要表征。以曲阜汉碑为例，从“器以藏礼”这一礼制造物的视域来探究汉碑作为礼器生成的观念，揭示汉碑作为儒家的象征物——礼器在公共空间里所蕴含的儒家德政、孝悌、忠诚等观念，从而昭示出儒家思想中人生价值追求、伦理观念、生命智慧与美学理想。     

汉碑生僻姓氏对大型辞书义项、书证的补正

姓是血缘的标记,氏是姓的分支。大型辞书对姓氏的收录、释义、书证,应该体现出对姓氏的最高研究水平。《汉语大字典》等大型辞书对生僻姓氏的处理存在如下问题：漏收某姓;对某姓进行溯源,但未列书证;所列书证为氏的书证,不是姓的书证;书证迟后。汉碑收录姓数量繁多,可补正以上四方面的不足。     

篆刻的黄金时代

正清代碑学兴起后,篆书勃然中兴,匀整劲挺一如古风,但过于刻板。不少书法家篆刻师想求变求新,却大都失败。其中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是江苏仪征的吴熙载(1799~1870,字让之),他采纳了前辈邓石如的刻法,并且在"悉心摹仿十年"后"以汉碑入汉印",达到了"自放而不逾其矩"的境界(吴昌硕语)。吴让之的篆刻,其刀法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