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创造视野下的中国个体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0-191之中国化实践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消除中国传统个体弱创造之异化问题，也在于发现中国传统文学个体的创造经验，提炼出“个体化理解世界之创造”［1］的观念。中国现代个体在追求文化的自我实现过程里，从自身感性生命经验与文化性生存体验的矛盾张力中洞见自我“个体化理解世界”的独特问题，以之实现对儒道文化的批判改造，不仅可以形成中国现代个体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且可以促发中国现代个体文化哲学的建构。     

论《三叶集》《女神》对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

《三叶集》蕴含丰富的诗学信息.郭沫若等在《三叶集》中有关“人格忏悔”的探讨,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场”,一个反思性“内面”得以登场.在诗学意义上,这标示着现代抒情主体的裂变与生成.《三叶集》建构的诗学观念在诗集《女神》中得到具体显现,二者构成互文性文本.《女神》显著的艺术特质是以抒情为本,确立了抒情的诗学本体地位.《三叶集》与《女神》共同推进了抒情主义诗学的建构,在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价值.     

女性主义视域下唐传奇女性形象再考察

女性人格独立和两性和谐，一直是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唐代以“包容乃大”的时代精神，孕育出了散发着独特光彩的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家庭生活中的女性，还是市井生活中的女性，她们大胆追求自由爱情；敢于对强权制度反抗和追求平等的声音；肯定、施展自身的才能，都展现出女性独立人格觉醒的意味。并且，在男女两性肉体和精神的触碰、交流中，展现了融洽、和谐的两性关系。从而以超时空的姿态契合了女性主义者的理想。但是，我们在肯定唐传奇中女性人格独立、两性关系和谐的同时，也要看到，受时代和女性自身认知水平的制约，她们只是在有限范围内追求思想和行为上的独立、和谐，尚未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     

蒙古族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领域中的应用思路与策略

蒙古族服饰作为蒙古族文化的其中一种载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传承与发展以蒙古族服饰为代表的特色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应当积极主动地拥抱当代文化、贴近当代的主流审美,以焕发出更鲜活的气息。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将蒙古族服饰应用到现代服装设计领域中来的观点,先后从应用思路与应用策略来阐述这一主题,以期可以给蒙古族服饰的现代化发展带来启发与思考。     

儒、道互补视阈中的道家社会和谐理念

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是自然型的,与儒家的伦理型和谐理念形成了对比。但从比较的视角来看,道家与儒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在忠信、贵和、民本、风俗淳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是直接相通的。道家主张的自发式秩序、柔性秩序、生态文明与儒家所体现的教化性命令式秩序、刚性秩序、礼乐文明相反而相成,形成互补性结构,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和现代化空间。     

论我国优良德治文化传统的继承

我国现行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结合中国国情所做的历史必然选择。国家的治理方略既要顺应当下的社会背景和生态文明,还须汲取德治文化传统中的宝贵经验和人文精华。如何继承我国古代优良德治文化传统,需要在认知上廓清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法共治的内在关系,形成面向历史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将优良德治传统融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政实践,为现代德治和法治的展开提供理论基础和历史借鉴。     

从高盛的发展看现代企业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研究高盛公司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得失,认识华尔街最成功的投行在企业内部管理上的经验与教训,有助于我们认识高盛这一百年老店取得成功的致胜法宝,以为我国企业的管理与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重建的路径分析

工业社会各种文化对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冲击和破坏是当前传统手工艺传承和保护困难的原因之一。适应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重建传统手工艺文化是促进当前手工业发展的必要工作之一。要明确我国传统手工艺文化的突出特征以及文化重建的内涵。应结合现代工业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手工艺文化进行有重点的重建。重建的关键路径是,适应现代企业经营理念,重建传统手工业企业的经营文化和技艺传承文化,同时激发社会对传统手工艺文化的消费需求。     

永远“在路上”的身份构建——对奥威尔《牧师的女儿》的解读

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4部小说,其中《牧师的女儿》长期受到评论界的忽视.在这部小说中,奥威尔面对社会庸俗伪善的现实,准确把握了主人公多萝西的内心挣扎与变异.主人公为逃脱人格逻辑悖论,离开家乡进行身份越界的探索,希望以构建新身份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解放,但流浪漂泊和从业生涯相继失败,最终在回归后以重拾宗教信仰来拯救自我,而这种拯救又是在不断关爱他人中构建自身,所以多萝西的身份构建永远“在路上”.这种构建身份的新方式也体现在奥威尔后期小说代表作中,成为个人面对极权统治的生存选项之一,因此《牧师的女儿》对我们进行奥威尔小说研究具有特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