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与其在中国翻译研究中的移植

理论移植要考虑原发语境和移入语境，延异是德里达解构策略失误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在西方将其移植到翻译研究中来时，这个失误便构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而在其移入到中国翻译研究时，又产生了更大的失误。通过分析延异移植时所产生的缺失之处，可以看出延异究竟对翻译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并可以对翻译究竟需要怎样的形而上学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德里达的幽灵学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以幽灵来指称马克思的精神和遗产,把马克思主义幽灵化了。“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是幽灵学的马克思主义;解构和异延是幽灵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德里达的幽灵学马克思主义所给予我们的,只能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允诺。     

从德里达“延异”的概念反思传统翻译批评的“忠实”标准

作为一个伦理概念，形而上学的“忠实”观念试图将翻译束缚在“忠”与“不忠”的两个极端，从而引起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德里达提出的“延异”概念指出，能指所指涉的事物只是一个虚幻的在场，而不是事物本身。这就消解了意义的绝对性，也终结了“忠实”的神话。这样的解构促成了翻译批评转向关注译者本身，关注影响译文面貌的其他因素，从而更加适用于当代全球语境下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论修辞的创造特质--从符号学的观点审视

文章以现代符号学为视角,重新审视修辞活动,揭示出修辞的核心是通过新意义的赋予创造出可供选择的无限多样的同一与差别,其实质是一种符号创造活动,修辞的这种创造特质具体表现在符号能指(语音)、符号所指(语义)、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符号(语汇)及符号与符号组合和聚合(句法)四个方面.研究和探讨修辞的创造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论世求实——文本的解读及翻译策略

对文本理解的正确与否是翻译成败的关键之一。然而由于时空变化，文本语境丧失，意义的不在场，误译时有发生。针对译事中的误读现象，笔者提出了大语境观，认为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应采取“知人论世”与“以世论世”的策略，即采取文本篇外语境与篇内语境相结合，最大限度再现文本真实意义的解读策略。     

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读解

海德格尔的《同一与差异》,德里达1990年代以后的著述,以及西方学界近年编辑出版的有关文献,始终潜在着一种“差异”与“他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其中可能蕴涵的意义,在西方常常是从神学的角度予以读解。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关论说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极为深刻,然而如果缺少神学的解说,则很难把握其中的根本意蕴。     

“起源”的迷思——德里达《〈几何学起源〉导论》解读

德里达的思想道路是由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跟进开始的 ,本文试图从德里达早期的《〈几何学起源〉导论》一书来看他如何从胡塞尔现象学本身返问出胡塞尔思想隐藏的矛盾 ,由此激发出德里达的“延异”思想     

阿多诺与德里达比较研究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以瓦解的思路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滥觞,其“内在批判”的否定策略和“星丛”理论与德里达釜底抽薪的“自毁原则”、“延异”理论殊途同归,然而,阿多诺浓厚的现代主义情怀使两者的否定观有本质区别,阿多诺否定之后依然“有”而德里达解构之后走向“无”;对于未来理想的建构,阿多诺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反题,“星丛”是理想化的乌托邦,而德里达的建构则是深度批判、无限开放、走向未来的弥赛亚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