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

明弘治至隆庆的80年间,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修纂处于宋元以来的高峰期,以丁忧、致仕官员领衔的居乡士绅掌握了书写各自属地方志的优先权。吴宽、王鏊等九位来自吴县、长洲的在地士绅,凭借各自仕宦经历、科举功名、本人或家族的交游网络成为正德《姑苏志》的书写者,拥有将私人书写转化为地方公共书写的便利,但化私为公的程度有限,更主要地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     

清代皇室的夏宫颐和园

颐和园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为中国四大名园（另三座为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拙政园，苏州的留园）之一。[编者按]     

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

中国近代商会乃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催生的新式行业性组织,其形成、发展本身蕴涵着对传统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清算。在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商会志士围绕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爱国与利益统一;在思想内涵上致力于中西伦理道德结合;在具体规范上崇尚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竞争、团结平等,在理想人格上努力塑造近代经济人格,并积极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民国时期商会自身的现代化(1927-1937)--以苏州商会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在组织和观念两方面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重整了商联会,以应对国家对商会的控制;其次,各地方商会相应进行了改组,由议董制改为委员制;最后,在思想观念方面亦重视更新。但由于商会自身背负的封建包袱及强势国家的控制又阻碍了它们发挥作用,商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失败的承担者。     

人间天堂VS渤海明珠——苏州与天津发展之比较

改革开放中,苏州和天津都是快速发展的城市,但两城发展各具特色,各有所长,本文就此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道教对苏州民俗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形成于民间,又对民间风俗习惯产生较的影响。苏州道教源远流长,苏州的民俗节日中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民间的神仙信仰习俗则是道教的神仙谱系、科教仪式和修炼方法等在民俗中的具体表现。另外,道教对民间生活习俗如丧葬、祛病、消灾等方面的影响也很大。剖析道教对苏州民俗的影响,旨在更好地把握苏州民俗的品格特性。     

太平天国苏州三县农村政治研究

太平天国苏州三县是苏福省的中心地区,受到李秀成的直接关注,其农村社会经济政策充分体现了李秀成的地方建设意图,是后期天国农村政治最成功的地区。三县太平天国当局重视乡官行为的标本示范作用,执行传统农村政治经济政策比较顺利,普遍推行了“轻租赋”的农业政策,特别是在执行“着佃交粮”时,有意对佃农加以照顾。具体操作中,为迅速恢复生产秩序,根据土地实际耕种的情况,采取“着佃交粮”和“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为减少统治成本,李秀成给予永昌徐氏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力。     

苏州科技学院研究生导师高钟教授

高钟，1952年出生，湖北鄂州人，1992年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章开沅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1995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任冶钢劳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1997年进入湖北师范学院政法经济系任副教授，2003年评为正教授。2004年9月调入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任教授。     

苏州地名源流考

苏州古称勾吴,亦称工吴、句吴、攻吴、姑苏。约公元前11世纪,泰伯、仲雍自陕西“南奔”,建立勾吴,其后裔被周武王封为吴伯。其南奔路线,最有可能取“商於古道”,奔至今江苏晋江市一带筑城族居,后与古越部落融合,创造了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原文化且具地域特色的“湖熟文化”。吴国建都后,不断向东南迁徙,最终定都于姑苏（今苏州古城）。姑苏之“苏”,极可能为越语城邑台、宫地名。秦置会稽郡,治吴县,后有吴州、苏州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赈灾方式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清末苏州府民间赈济为例

清代的赈济制度越发完备,但很多制度仅流于纸面,各地执行力度不一,赈济方式也不一样。清末江苏省的饥荒越来越多,政府应顾不暇,民间赈济则兴起。在此背景下,苏州府的民间赈济措施依地域差别呈现两种类型——依托恒产的常规赈济与有针对性的临时赈济。说明即使在一府之内,也会因为各县的地理环境不同,社会经济情况各异,出现不同的灾荒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