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应用索洛余值法,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京津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构建反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解析。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对邻近地区有负向影响;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形成;从直接效应看,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经济密度指标均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从间接效应看,仅人力资本指标对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影响。     

科技创新、产业复杂度与经济增长

科技创新能够通过产业复杂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以1995—2019年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Atlas数据库的科技创新为研究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科技创新如何通过纺织类、农业类、钻石类、矿产类、金属类、化工类、汽车类、设备类和电子类的产业复杂度变化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从而揭示了科技创新如何通过产业复杂度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业复杂度的中介效应量为90.83％,具有显著性,其中农业类、钻石类以及矿产类相关系数为负,其他类别相关系数为正,电子类作用程度最高.区分经济体类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复杂度的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发达经济体、亚洲经济体、技术密集型经济体存在相对优势,而且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开启了"机会窗口期",后发经济体可以实现"弯道超车".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关成果,能够为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提高国家经济增长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大庆发展旅游业问题及对策研究

发展旅游业是大庆非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部分,大庆的旅游业发展具有资源、气候、文化等优势,但旅游业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如旅游线路缺少特色、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旅游相关从业人员缺乏专业性等,针对各种挑战找到适合的应对方式,才能使大庆的旅游业长足发展下去.     

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文化运动后期,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使中国历史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从此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便产生了复杂的关系。文章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围绕中国启蒙思想的递嬗轨迹和特殊内涵,深入分析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相影响的特殊过程,揭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关系,重新审视启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当下,凸显启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     

新结构主义:一种对“中国式发展”的新解释

"新结构主义"是在学理层面进一步阐明"中国式发展"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一种新尝试。与欧美学者所奉行的"新制度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基于"中国式发展"而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基于本国国情独立探索出的本土概念和解释框架。"新结构主义"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呈现的"伞式"和"蜂窝式"并存的二元结构,提出"中国式发展"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一条腿走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另一条腿走由民间自发开拓的"蜂窝式"发展路子。实践证明,通过"伞式"和"蜂窝式"的二重奏方式,以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为主旋律,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功奏响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三部曲。     

某生鲜加工企业污水处理站升级改造研究

通过对某生鲜加工企业污水处理站原有设施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原有设施基础上进行了升级改造,完善分流分治,强化预处理和生物处理、增加深度处理,改造后出水CODcr、BOD5、悬浮物、动植物油及p H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二级标准,其他指标可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要求,运行效果稳定。     

产业革命与产业组织变革——兼论新产业革命条件下的产业组织创新

工业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生产组织形式和市场需求等的深刻变化,由此引发产业组织的根本性变革。前三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及作用使社会生产由工业经济时代迈向信息经济时代,产业组织形态也经历了由分散手工工场、机器大工业、纵向一体化到纵向解体和网络组织大量出现的动态变革,并导致产业市场结构和空间分布及企业竞合关系等发生多维变化。以可再生能源、互联网通信、智能化和数字化制造为主要内容的新产业革命的到来,将引发产业组织的新一轮深刻变革,促使产业组织进一步趋于结构扁平化和网络化,企业将呈现边界模糊化、规模两极化和合作全面化的特征。我国应顺应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加强互联网和能源网络的改造和建设,积极建立新的产业标准、加快企业生产的智能化和信息化,以应对新产业革命带来的挑战。     

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

中国农村治理一直是社会学界重点关注的主题,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学界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村治理的研究经历了理论范式的诸多变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有极权主义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市场转型理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等,这些理论都为分析中国的农村治理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从整体来看,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是西方社会理论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即不断引进和调整新的理论框架,以适合中国农村的特质.对于这种理论变迁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内在理路,寻找适宜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的产业集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分工与协作产生的高效率、低成本的追求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动因，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率提高，企业协作产生的规模经济、协同效应和集体生产力，企业集聚激发的竞争和创新精神。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充分认识产业集群这一发展模式的优势，集群企业间的协作是产业集群稳定和发展的保证，自我创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源动力以及重新认识政府的角色和职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