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系统论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也译作"多元系统论")[1]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就在其著作中提及并不断完善的理论。该理论以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Polysystem),即一个系统网(Network of Systems),包括具体与抽象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现象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远东经济发展中的亚洲移民--以中国人和朝鲜人为例

1860年后，俄国远东地区出现大量亚洲移民，其中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日本人数量较少，主要进行捕鱼作业。中国人和朝鲜人则遍布俄国远东各个经济领域。虽然俄国政府对外来移民的政策几经调整，但在远东劳动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人和朝鲜人在俄国各经济领域仍然得到广泛使用，中国人和朝鲜人不仅为俄国远东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为远东地区经济发展，边区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文学与德国文学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文学方面第一感兴趣的是英国文学,第二是俄国文学,其后是德国文学。1884年歌德的《列那狐》由翻译家井上勤翻译过来,书名曰《德国怪狐的审判》,童话作家严谷小波通晓德语,向日本介绍过德国童话。森鸥外留德归来,开始大量评介德国文学。霍夫曼、莱辛、克莱斯特等作家的作品被鸥外译进国门。森鸥外与“新声社”同仁出版的译诗集《于母影》收入的歌德诗歌,刺激了日本年轻诗人们的内心生活。1893年1月,《文学界》创刊,聚集了一些崇拜鸥外的青年作家,他们都受到歌德的影响。尤其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对日本青年作家的影响巨大,…     

论俄国宗教哲学传统

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形成于19世纪初,到索洛维约夫那里已经成熟,20世纪初的俄国宗教哲学复兴运动是这一传统的最高成就。十月革命后,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在国外获得延续和发展,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其主要代表们的相继离开人世而逐渐衰落。俄国宗教哲学传统的基础、背景和语境是东正教,东正教信仰是俄国宗教哲学创造的内在动因和源泉。西方哲学是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得以形成的外在因素。正是西方哲学的世俗化倾向引起俄国哲学的反抗,对世俗化的抵制使俄国哲学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俄罗斯理念这一独特主题使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在当今俄国获得复兴,并得到世界哲学界的广泛关注。     

俄国文学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比较分析俄国诗人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创作特色

本文从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出发,从爱国、忧国思想,平等、自由、博爱思想,人民性倾向,抒情方式和人物性格塑造五个方面,比较分析19世纪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创作特色,对于文学鉴赏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列宁关于全俄电气化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

在苏维埃政权基本稳固后,列宁审时度势地提出关于实现全俄电气化的战略目标,并为之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释和不懈的实践探索。理论上,他强调,实现全俄电气化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真正需要,是改变俄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根本出路,是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础。实践上,他提出和领导实施了一系列旨在科学推进实现全俄电气化的措施,包括立足国情,科学分析;发展生产,提高效率;瞄准前沿,夯实基础;扎实推进,切忌冒进;注重宣传,发展教育等。     

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一念之差

正人们常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然而历史又有太多的偶然性,最高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往往也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以致深刻地影响到当今的世界格局。彼得大帝的非常之举如今,人们只要一提及彼得大帝,就会津津乐道地谈到他的一个非常之举。1697年,25岁的彼得大帝亲自率领一个由200多人组成的使团,考察学习西欧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及行政管理方法。彼得大帝通过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亲眼看到经过文艺复兴洗礼、走出中世纪黑暗的西欧正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当时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 视域内的“形式”概念

正一、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概念:线索的清理20世纪初期,象征派统治着俄国文坛,传统学院派的文艺学更是一路奉行着折衷主义,方法驳杂,没有一块专属于诗学本身的净土;文学看起来什么都是,可以是文化史,可以是社会学,可以是历史学,却独独不是"文学"。巴赫金描述了这种不着调的状况:"多少年来,无论什么东西都可归之于文学史,从最深邃的哲学家,直到研究普希金是否吸烟,用什么工厂的烟草。"①一些年轻人不满于此,带着一篇篇"讨伐檄文",以战斗的姿态登上文坛,向以波捷勃     

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的民族路径差异问题研究——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为视角

各国发展道路是由社会变数要素协同共整合的总结果。如果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只是根据某发达国家与自己"原本相似"而模仿其发展道路则犯了原则性错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须把从自身实际出发作为选择民族路径的根本原则、把追求"特色化"作为创新民族路径的基本战略、把实现发展自觉作为控制民族路径的关键步骤、把科学发展作为捍卫民族路径的首要举措、把"模式"的张扬与重铸作为延续民族路径的重大方略才能实现民族崛起。     

20世纪初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宗教人士代表

20世纪初俄国建立了其历史上第一个享有立法权的代表机构——国家杜马。宗教人士,作为与民众信仰有直接关系的阶层,当选杜马代表有其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但他们受到了教会和政府的双重限制,有革命倾向的宗教人士基本上都通过选举法和各种行政措施被挡在塔夫丽达宫的大门之外。这说明沙皇政府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听话的国家杜马,试图将国家杜马纳入自己的权力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