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制度视野下的宋代公权塑造

“天下为公”是儒家最伟大的思想之一,但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制度名称和运行机制直接与“公”字挂钩者并不多见。宋朝或许是例外,诸多塑造公权的制度设计直接与“公”字相关联,颇具时代特色。在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格局中,以台谏为输出终端、学校为涵养基地的公议机制是塑造公权的重要途径。从中央到地方,从军政到民政,广泛存在以“公事”冠名岗位和职责的现象。“公事”职官化,足以让绝大多数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时刻谨记自己行使的是公权。对于庞大的政务执行者——胥吏阶层,宋朝广泛流行“公吏”的称呼,这已经非常接近今天“公务员”的概念。公使钱、公使库等职官性术语,皆在展现宋朝独具特色的公权政治。公权政治文明在宋代取得了巨大飞跃,已经颇具近世色彩。可惜,随着宋朝的灭亡,诸多塑造公权的独特设计皆销声匿迹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遗憾。     

定州塔题名碑记所见北宋州县机构及吏人考述

定州开元寺塔内现存北宋时期修塔题名碑记三十一方,其中四方碑记保存了大量北宋州县下属机构和吏人信息,这四方碑记历代均未著录。由于基层史料的缺乏,学界关于北宋州县附属机构及其吏人的研究较为薄弱,利用新发现的这些材料,结合其他文献,可以考证出两个问题:一、北宋州府使院下设诸案和吏人构成。北宋州级使院下设粮草案、户口案、差科案、商税案、兵案、胄案、修造案,这补充了正史记载州府使院下设十一案但无具体内容的不足。二、北宋县级案的设置和吏人构成。北宋县级案的设置,并非从元丰改制开始,宋初即有设置,在其后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又增加各类案的设置,有的达十一二个。徽宗时期,由于宋廷精简州县以下机构,故对县级所属各案进行归并与裁撤,仿尚书省六部将其正式确定为六案。宋室南迁之后,仍沿此制。     

由役及吏: 两宋 “ 公人” 疏论

两宋的 “ 公人” 可直译为 “ 公家之人”, 但其内涵却前后发生着变化。 北宋公人多指义务性为官府承担一定职能工作的职役, 常常与使院语境下官府招雇的吏人的职能交错混同, 其中衙前公人出身、 职能及其去向的特殊性, 通常独立于诸色公人之外, 甚至地位优于州县一般吏人。 但随着北宋中期王安石推行“ 吏士合一” 政策, 吏人地位渐渐提高, 职役开始倾慕吏职, 至南宋前期吏人、 衙职成为职役较好的去向。南宋中后期 “ 公人” “ 公吏” 往往混同书写, 至少在士大夫们语境中, “ 公人世界” 里的公人是他们所担忧或鄙夷的胥吏群体, 这时的公人特指介于官民之间的公家之人。 公人角色变化的背后, 折射出乡村中上层群体由失利情态向获利情态转变的功利诉求, 以及社会转型中两宋政权扩大税源以补充浩大财政开支的主体社会语境。 公人作为一个融合吏人、 职役、 乡役等多重职能身份的社会符号, 在从民向官的价值转向中, 勾勒出两宋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失语者与替罪羊：南宋“公吏世界”隐含的悖论

在公吏位势最为低谷的南宋时期，“公吏世界”说反而甚嚣尘上，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之间巨大反差的背后，必然存在诸多隐讳的悖论。“公吏世界”几乎是“公吏作恶”的代名词。公吏“恶象”的形成，首先是因为公吏是官府善政的失语者，基于与科学人性论存在诸多相悖之处的儒家人性论，公吏先天就不可能出现在善政书写中。不仅如此，公吏还是官府恶政的替罪羊。南宋州县官违法征税是常态，却不愿坦然承担违法恶名，遂将恶名转嫁公吏，反复宣称公吏是违法征税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公吏还是官户豪横的替罪羊。官户非法攫取了社会大部分财富，但士大夫的书写却极力强化本为帮凶的公吏的关键角色，反而极力淡化官户的豪横形象。在塑造“公吏世界”的过程中，士大夫成功地让公吏成为了社会负面的关注焦点和社会矛盾的缓冲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