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

"文笔之辨"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体现出纯化和审美化两大倾向。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的一个窗口。刘勰的"文笔观"不能简单用赞成或反对来表述,可从两个层次去概括:一是赞同文笔分类论,顺从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二是反对文笔优劣论,并不主张将"笔"剔除出"文"的范畴。学界一般认为刘勰在《总术》中论述"文笔说"时提到的"近代"指"刘宋以来",实际上包括魏晋,因此"文笔说"起点可提前至魏晋,可溯及东汉末年。"文笔之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认清其对文学发展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勰的文笔观为正确认识"文笔之辨"提供了一个典范模式。     

陈元胜《诗品辨读》述评

陈元胜《诗品辨读》内容丰富 ,体式多样 ,在原文释义、难句辨读、籍贯考证等方面 ,亦时见胜义。但在品文校勘、人物生平、生卒、籍贯及文义诸项 ,也有不少误漏存在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华夏中心"观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影响

“华夏中心”观的产生发展有着悠远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合理性。它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影响深重而复杂 ,一方面是严重地阻碍抗拒 ,另一方面又具间接支援之功。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时 ,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中心”观念。在创造性转换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先进文明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正确指向 ,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     

《天下》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七篇.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所撰<天下>,运用贯穿全篇的"道术,方术"之辨,贬斥儒家、墨家、法家等天下"方术",割裂、遮蔽老聃、关尹传承的古之"道术",使之"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终篇章对传承老聃、关尹并集其大成的庄子"道术"推尊至极.郭象通过妄断<天下>原文,谬注<天下>义理,又把<惠施>残篇移入<天下>混淆视听,谬解<天下>为庄子所撰,谬解庄子所撰<天下>尊儒尊孔至极.旧庄学盲从郭象,导致<天下>篇旨"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至今.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夏夷文野之分与华夏中心意识

华夏中心意识使夏夷文野之分成为夏夷之辨的主流观念。夏夷文野之分又因民族矛盾和中外文化冲突而出现两种极端保守的表述形式———夏夷人禽之别和以地之中外划分夏夷的主张。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而言 ,夏夷文野之分与华夏中心意识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负面影响日益凸现。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言意之辨:贯穿金代的美学理论

言意之辨是贯穿整个金代的美学理论。周昂、赵秉文较早提出以意为主之论,反对求奇、求巧,拘于形式。王若虚对前人加以发挥,高扬"真"、"自然"和"自得",倡导"求是",打破了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局限。元好问以"诚"为核心概念,强调"知本"、崇尚"情性",倡导"得唐人为指归"。金代的言意之辨,对元明清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涵、精神价值和自觉弘扬

《老子》首章在老子哲学及老子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开宗明义道出老子道论三个基本问题:一、道言之辨,从道言关系诠释了“道”的形上本体意义;二、有无之辨,从“有”和“无”的关系揭示道之超越性、实存性及其统一性;三、道物之辨,用“众妙之门”隐喻道生生不息的本源性及道生万物、万物尊道的道物关系。这三个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了“生命世界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样一个生命终极关怀的问题,这是古今哲学安顿生命意义的逻辑前提,也是哲学所论究的最根本的问题。老子用“玄牝之门”隐喻道体只是为了借助隐喻的直觉性穿透“道言间隔”,把远古生殖崇拜内含的生命体验衍化成深刻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