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的“百年问题”及其破解——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任何政治形态,都应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政治轨道。自从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被拆除以来,中国的历届政府进行了轨道重筑的政治试验,但直到今天,时间已有百年,这条轨道仍未建成。轨道重筑的百年问题悬而未决,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困境。中国传统双轨政治的着力点为县级政府,目前中国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重筑的最佳路径选择也应在县级层面寻求突破,这对政治上下畅通、有效抑制腐败及推动中国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抗战时期的贵州县政建设

抗战时期,为配合国民政府的县政建设运动,贵州省建立了县政人员训练所、县政研究会、县行政人员训练委员会等县政建设的相关机构,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不仅教育、卫生、农林、交通、财政、金融和工商矿业等通常县政建设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包括兵役、工役、粮食、捐募等临时县政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仅促进了贵州的发展,也为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这一时期贵州的县政建设仍然存在着明显昀缺憾.     

罗田政改：从党内民主启动的县政改革

通过改革，罗田县建构了一种新的权力架构，虽然这个架构还不够清晰，但是它却预示了县政改革的某种方向。接下来的问题是：县政改革，下一步究竟如何走？     

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 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 000万人至6 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 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     

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的逻辑关联与进程

中国县级管理从学术讨论到县级管理改革讨论存在三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分析视角：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县权的权力结构、县政的政权架构和县域治理的公共协商取向存在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特征,体现为制度合作方式的不断演进。县级管理制度创新可以探索县级管理变革的制度合作复合形态,核心环节是权力结构和政权架构的整体设计,这是县级管理改革有序发展的基本保证。     

县政改革是中国改革新的突破口

现阶段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遇到了诸如"没钱"、"没权"、"没人"、"没地"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与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相适应的国家治理结构的缺陷.发展县域经济,迫切需要以推进县政改革为突破口,着力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干部管理视角下20世纪30年代广西县政干部训练研究

20世纪30年代广西当局训练了大批县政干部，虽然训练的组织形式和内容不断调整，但始终贯穿了如下特征：以思想认识训练为先导，注重行政法规训练，不断强化军事训练，具体施政训练方面贯彻“教”官施政的原则，训练的主导权由最高当局牢牢掌控，训练过程也是考核、选任或淘汰过程。这一时期的训练塑造了一批新型县政干部群体，增强了广西政权的凝聚力。这一效果的产生与系统的干部管理体系的运作、相对封闭状态下当局推动建立的良好社会政治氛围密不可分。     

睢宁县政改纪事：限权从县委书记入手

从应付网络到应对、到运用、再到善用,从网络问政、网络行政到网络执政,两年多来,睢宁践行的网络时代执政新理念和应对网络舆情的睿智,推动了睢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使多数人的意愿成为政府施政的基础。     

顺德大部制为县政改革探路

石破天惊。用这四个字来形容顺德的机构改革，一点也不夸张。2009年9月16日，当顺德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时，人们感觉到了震撼。其一是党政联动。顺德的改革是党政机构改革，而非政府机构改革。熟悉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人都知道，两者虽一字之差，意义却是完全不同，顺德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者。其二是改革力度大。顺德将现有41个党政群机构整合为16个大部门，其中政府部门由29个调整为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