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双支柱”调控助力供给侧改革的对策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可以重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被广泛接受,党的十九大确立了"货币政策加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目前,随着我国供给侧改革进入深水区,潜在的金融风险不断聚集,亟须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加强两种政策间的协调配合,以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利用好"双支柱"调控助力供给侧改革。     

中国银行业轻型化转型、双支柱调控与系统性风险

文章利用中国银行业2011—2022年的季度数据,从轻资产、轻收入、轻资本和轻成本四个维度出发,选取指标构建了中国银行业轻型化指数。进而以上市银行为样本,检验了银行业轻型化转型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业轻型化转型加剧了系统性风险。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轻型化转型加快了各银行的资本周转速度,这会使其在自身资本的承载能力之外过度开展业务,加大风险外溢的可能性,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攀升。在现有的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框架下,轻型化转型会促使银行通过加快资本周转进行“监管套利”,弱化金融严监管政策的风险抑制效果。因此,轻型化趋势下要更加重视双支柱调控的应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银行业的轻型化转型,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风险抑制效果会逐渐降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风险抑制效果则会持续增强;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抑制轻型化转型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部分政策工具并未发挥预期效果。     

金融风险传递与宏观审慎监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认识到缺乏从宏观的和逆周期的视角采取有效措施,忽视了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播,导致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剧烈波动,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宏观审慎监管得以受到高度的关注。由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政策制定者需要掌握在宏观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下金融风险的传递机制,才能有效地进行制度安排。本文根据中国金融市场的特点设置合理的假设,构建包括家庭、企业、银行、广义政府四大部门的模型,根据已有的文献和实际数据估算校准参数,分析比较在不同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下,金融风险传递的运行机制。结果发现,宏观审慎监管存在明显的宏观经济效应;逆周期货币政策与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契合度较高;不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有不同的交互效应。     

信贷驱动、博傻投机与房价泡沫骑乘

在信息不对称框架下建立了信贷驱动的房价泡沫骑乘模型,探讨影响投资者博傻投机和房价泡沫骑乘的主要因素并形成相关理论命题.在此基础上,基于22国1975年～2017年季度面板数据,运用GSADF技术估计房价泡沫并使用Ⅳ-Probit两步法和面板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信贷-房价正反馈、异质信念、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对房价泡沫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主要结论有:1)信贷-房价正反馈、投资者对银行的风险转移动机、投资者异质信念、低利率环境和宏观审慎信贷监管放松是影响投资者博傻投机和骑乘房价泡沫的主要因素;2)信贷和房价的正反馈会显著增加房价泡沫的发生概率且这一效应在经济繁荣时期尤为明显;3)投资者信念异质性越强,房价泡沫发生的概率越大;4)紧缩性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可分别通过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和调节家庭部门信贷扩张进而抑制房价泡沫."双支柱"政策对房价泡沫的调控效果在发展中国家要好于发达国家.     

“双支柱”方案视角下数字经济的税收确定性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国际范围内税收征管的不确定性,各国为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或通过严厉的单边方案维护本国税收利益,或积极推进国际税收体制改革,如打造“自动化数字服务”双边方案样本等。然而单边临时措施和双边税收协定都不能彻底解决数字经济税收问题,构建统一的国际税收治理体系迫在眉睫。“双支柱”方案作为数字经济税收多边方案,是重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的重要一环。与单边和双边方案相比,其基于各国广泛共识解决数字经济税收挑战,有利于避免双重征税和贸易冲突,对于维护税收的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双支柱”方案也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规则复杂模糊、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局限性等。中国应鼎力支持“双支柱”方案,积极参与国际税制改革和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推动国内税法与数字经济国际税收规则的有效衔接;在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同时,加强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减少税收争端和贸易摩擦。     

政府隐性担保、信贷资源配置与“双支柱”调控——基于BGG-DSGE的模型分析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保障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底线。政府隐性担保有利于降低信贷融资的摩擦成本,发挥应对危机的兜底作用,但亦会形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信贷获取和偿还约束上的偏向性分布,造成信贷市场的分割和信贷资源的错配,并随着错配度的加深,给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波动。传统的货币政策与新型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搭配,被称为“双支柱”调控框架,用以应对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证分析表明,当经济面临各种风险冲击时,“双支柱”政策对国有企业的调控效应相比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有利于抑制企业过度负债行为,起到控制非理性抬高杠杆率及抑制系统性风险积累的作用,更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提升经济福利,促进信贷资源有效配置,进而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率和安全性。     

房地产市场波动、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双支柱调控

房地产市场波动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影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家庭购房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开发商抵押贷款嵌入带有金融中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讨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并评估双支柱调控效果。研究发现：住房偏好冲击驱动房价上涨，拉升银行杠杆，扩张信贷，积累金融风险；一旦风险显现，来自银行内部的金融冲击通过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紧信贷约束，造成经济波动。本文选取两类住房金融监管工具进行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实验，结果表明：最优贷款价值比政策和最优资本充足率政策对房价均可积极调控，但对信贷调控力度存在差异；宏观审慎政策对不同家庭福利存在取舍，社会福利通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增进。基于拓展的政策前沿曲线分析可知，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顺周期信贷波动减轻了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并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提高了经济和金融稳定性。本文为厘清房地产市场波动的传导机制、研判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以及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了政策启示。     

论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的完善——以税收不确定性的法律应对为视角

我国在《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个人所得税法》第8条中引入一般反避税条款，配套各类实施条例和办法，形成我国的一般反避税规则体系。一般反避税条款存在文义简单、定义不清的问题，且一般反避税规则体系内也存在着条款间互相矛盾、不和谐的情况，从而带来税收不确定性。从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功能出发，解决一般反避税条款带来的税收不确定性问题，可以更好地完善我国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制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