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五十年的宋季冤案

由得位的皇帝出面,为因政变致死的皇位合法继承者彻底平反昭雪,或做出必要的政治道歉,还是有利于化解朝野怨气与社会矛盾的。可惜,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责任感和勇气。     

从朝堂到相府：南宋史弥远主政时期的中枢政治运作

南宋史弥远长期专权的实现，既因为宋宁宗理政能力低下，也是其与宋理宗君相合作的结果。为了维持专权，他建立起一套有别于常规的中枢决策机制。即以皇帝为中心的御前决策重要性降低，都堂和相府成为决策的中心。他既充分利用宰相居于行政枢纽的制度便利，又采取人事控制的手段，破坏了宰执合议的程序，取消了监察和封驳程序；以控制臣僚奏对和舍奏用申等方式实现以自身为中心的信息通进，以检正、都司、枢掾的直属化下行有司之事，从而建立起新的政务处理机制。也正是因为权相产生的基础在于君主的权力让渡，一旦基础动摇，权相政治也就走向终结。南宋权相政治时断时续、或长或短的特点，或许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相门出相——试论史浩对史弥远之影响

四明史氏为南宋历史上罕有的宰相世家,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先后为相,尤其是史弥远,执掌朝政更长达26年,令史氏家族显赫一时。史弥远早年虽曾一度师从理学中人,但对理学思想的接受较为有限,他在政治上深受其父史浩影响,他参与政变、对外主和以及用人方式等方面,无不或直接或间接的在效仿乃父。     

既用且防:史弥远与衡山赵氏家族关系考论

衡山赵氏家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缘于同权相史弥远的密切关系。官方史书中出于为贤者讳的目的,刻意淡化了史弥远在赵氏家族兴起中的作用。赵方执掌荆湖长达七年,成为史弥远掌控地方的重要工具。不过,赵方在京湖的长期经营也引起了史弥远的警惕。赵方死后,史弥远不失时机地将其子赵范、赵葵以及其他许多部属调离京湖,消除了赵氏家族在荆湖的根基。史弥远对赵氏一族的驾驭体现出既用且防的鲜明特点。此外,从对赵方的任用中可以看到,史弥远在用人上既有任人唯亲的一面,亦有选贤任能的一面,这当构成了其得以长期专权的重要原因。     

一把手要谨防“权臣”乱政

所谓"权臣"现象,就是在行政体系中,最后的决策权按道理应该由领导集团的一把手行使,可实际上有些时候真正的决策权不在一把手手中,而是被其手下的副职或其     

史浩父子所睹普陀山观音灵异事件探微

史浩、史弥远父子对普陀山观音灵异多有宣传和推崇,这主要源于其家传佛教信仰和其时普陀山观音道场的确立。因对普陀山观音灵迹的崇拜,史浩并在东钱湖建立“补陀洞天”以供奉观音。史氏父子在普陀山佛教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试论史弥远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塑造——以嘉定宝玺事件为中心

嘉定年间,蒙古的崛起改变了原先宋、金、西夏三国并立的稳定格局,令未来局势走向变幻莫测。为寻求因应之道,南宋朝野上下围绕着内外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作为宰相的史弥远及其所奉行的“安静”之政,不断遭受抨击。嘉定十五年,他利用蒙古归还徽宗宝玺的契机,策划了一场隆重的受宝典礼,意图借此改变人们对于南宋处境的认知,弥合朝野分歧,维护政局稳定,进而塑造其长期执政的合理性。     

居安与开禧北伐——兼论王居安对韩胄的斗争

王居安与韩胄以及与史弥远的斗争 ,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清正刚直的官员与贪贿腐败、专权祸国的权臣之间的斗争。本文对王居安关于开禧北伐的几篇具有远见卓识的奏疏及他对韩胄、史弥远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评述 ,肯定他以国事民生为重的精神和特立独行的品格     

南宋嘉定末年皇位继承问题新考——以宁宗的旨意为视角

南宋嘉定末年的皇位继承是中枢政治的一件大事,从宁宗立贵诚(理宗即位前的名字)为皇子的旨意出发,是考察理宗的即位合法性以及史弥远在拥立过程中作用的另一角度。对宋理宗而言,证明其即位合法的最有力证据无疑是宁宗的圣谕或圣旨。然而立其为皇子的诏书却是个孤证,并不能真正反映宁宗的本意。除此外,不见宁宗任何明确的发言表态。宁宗虽然至死没能够立赵为皇太子,但宁宗中意的仍然是赵,而不是贵诚。他没有废赵、立贵诚的意愿。史弥远在拥立贵诚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得到杨皇后首肯后,废立得以完成。史弥远的作为改变了宁宗的既有决定,可谓是矫诏废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