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团结如何可能?——哈贝马斯的思考及其启示

罗尔斯认为,宗教必须与政治截然分开。哈贝马斯则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会涉足公共领域,宗教也可以提供合理的、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宗教世界观在进入公共事务讨论之前要经过世俗化的"翻译"过程。哈贝马斯试图在世俗主义和宗教多元主义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商谈伦理的道路。     

论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伦理观

在价值诉求多元化的今天,哲学是否还能应对"什么是正确的生活"这一基本伦理问题呢?根据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伦理观之见,"差异性"或"多元化"内在地是现代性的一种特征.与此相应,"什么是正确的生活"已变成了一个开放的问题.任何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判断的道德原则都应当包含合目的的、善的以及公正的三重意义.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和话语伦理思想

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一方面对传统理性展开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又力图以交往行动为基础进行理性重建,涉及到交往行动的涵义、背景因素、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地位、语言的地位及其职能,以及“交往行动”的合理性与合理化等问题。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把对理性的考察放到社会实践中去,阐述了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话语伦理问题。哈贝马斯的上述思想,既具有进步意义,也有其局限性。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商谈伦理”视阈下研究生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

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融洽与否直接影响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以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为核心内容,希望通过主体间性的商谈与沟通建立一个理想的话语情境,对构建研究生新型师生关系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哈贝马斯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及其反思——一种逻各斯的重建

文明社会以来,科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类社会不断合理化的进程。以"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今已经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并且奠定了当前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然而,科技的"合理性"也正是引发其"不合理"的根源,在追求理性的过程中,工具主义者的理性势力逐渐占据主导,技术理性取代整体的理性成为衡量人类"生活世界"的唯一标准。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更加全面的合理性理论的建构才能实现人类生活世界的根本问题的解答。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及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反思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是哈贝马斯对于古希腊时代"逻各斯"的继承与发展。     

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修辞性研究

哈贝马斯(Habermas)是当代西方具有影响力的批判理论家,其对修辞学的贡献在于将归属于批判理论的交往重要性进行理论化。他对各种形式的公共性的历史叙述,尤其是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叙述,以及他对交往行为理论的阐述,构成了他对20世纪修辞学理论所作的贡献。本文拟从修辞学的角度探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便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他的理论进行解读。     

宗教介入公共领域的若干问题探析

宗教在国家和公共领域中应该和能够扮演何种政治角色,如何处理宗教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一些极富争议性的论题,迄今为止,目前学界对此论争纷纭.晚期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宗教融入公共领域”的“兼容论”构想则与中国传统宗教伦理思想有着很大程度上的暗合性,这一构想对当下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镜鉴作用.     

哈贝马斯话语民主的特征

哈贝马斯话语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思想,它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进行了调和,对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地位做出了恰当的解释。本文主要从主体间性、程序性、协商性、透明性和平等性等特征来谈论哈贝马斯话语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