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艺术的困境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主要是提醒我们,艺术表现自身的暴力难以避免,我们需要承认其不可能充分表现罪恶与苦难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始终面临这种两难境地:奥斯维辛之后生者有写诗的责任,但又难以摆脱写诗的野蛮性,艺术只能以分裂和矛盾的形式来表达罪恶与苦难。     

"奥斯维辛"与现代哲学--考察现代哲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奥斯维辛”是现代人类灵魂深处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 ,它极大地影响了哲学的言说方式和存在方式 ,因而构成了考察和理解现代哲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形而上学的终结”、“道德合理性基础的危机与重建”、“社会统一性基础的寻求”等现代哲学中最为重大的课题 ,只有置于这一参照系中 ,才能获得真切的理解和深层的把握。现代哲学也正是在对这些重大课题的思考中 ,实现了从“终极知识”向“生存智慧”的重大转向。     

向左生存向右死亡

尽管在饥寒交迫中仅剩下一口气,杜夫凭借着对危险和死亡的敏感,仍然保持着求生的本能和警觉,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死,将在瞬间被做出决定。车厢门打开了,敞篷车厢的上方传来了沙哑的命令,悲惨的人们跌跌撞撞地走上了站台。眼前的纳粹冲锋队员们,手牵凶恶的狼狗,全副武装,挥舞着棍棒和皮鞭。寒冷的空气里,不时响起骇人的枪声和呻吟。长长的队伍,在站台上排成了4排,     

启蒙与精神变化的方向性

启蒙的真谛并不在于简单的发展或者进步 ,而在于精神变化的方向性。它表现为克服习惯思维的勇气 ,宽容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 ,哲学史的构成要素不是认识论 ,而是不同精神空间的过渡和各种不同方向的转变     

东欧散记

初冬,我们踏上了去俄罗斯和东欧的班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但是一个久违了的旅程。红场的记忆2012年11月3日,初雪未霁,我们来到莫斯科红场。这是一个曾在各种影视文献上看了多遍,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当双脚真的实实在在踏上曾经的"世界革命的中心"时,心情多少有点兴奋和感慨。     

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以普里莫·莱维的见证书写为例

见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以奥斯维辛书写为典型。它需要直面见证悖论与身份认同的质询,通过对书写困境的突围完成记忆主体的重建,让“缺席的证词”以一种介于言说与沉默之间的方式重新在场。这使得它成为对奥斯维辛历史裂伤进行抵抗与修补的范式。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兼具化学家、幸存者、作家多重身份,他的见证书写是研究见证文学何以实现思想抵抗与历史修通的重要资源。他对“被淹没者”形象的关切以及对历史修通可能性的洞见,一度成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犹太哲学家法肯海姆等人反思奥斯维辛的线索。他更以“不可能的幸存”揭示了创伤修通的不可完成性,启发人们保持对奥斯维辛的见证与反思。     

德国大屠杀纪念日刍议

1996年，联邦德国把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比尔肯瑙集中营的日子“1月27日”确立为国家纪念日，命名为“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或简称为“大屠杀纪念日”。这一举动既是德国社会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后最终接受大屠杀历史的反映，也是新德国政府及其领导者在面临复杂国内外局势后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此后，该纪念日成为德国政府回应当代问题、塑造公众健康历史意识的舞台，并对国际二战记忆的塑造产生了积极影响。     

统一以来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的概念

在本文中,我检验了关于统一以来德国外交政策争论中的"正常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初,诸如尤根·哈贝马斯等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批判"正常化"这一理念,转而偏好一种基于对以往纳粹时期所应承担责任的德国例外主义的形式。一种建立在"正常化"理念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首先与频繁使用军事力量相关,这一点恰恰是右翼所提倡而左翼所反对的。因此,"正常化"成为了联盟能力的同义词。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例如埃贡·巴尔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开始使用"正常化"这一概念来指代一种建立在主权以及追求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在德国已经出现针对这一外交政策"正常化"的现实主义解读,并形成共识,但这并不足以捕捉到统一以来联邦共和国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复杂转变。     

后奥斯维辛的梦魇叙事——论马内阿长篇小说《黑信封》中的"创伤记忆"

本文试图考察的是马内阿的长篇小说<黑信封>中叙事特征,及其内化于叙事内部的批判力量,着力分析小说以书写极权时代"创伤记忆"为特征的"梦魇叙事"在文本中的具体展开形式,正是这种文本内部"现实与梦幻的交织"的形式力量,实现了对外部社会的否定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