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女作家革命书写中的领袖情结

延安时期,在革命队伍中存在走出家庭、追求信仰、投身革命的女性作家群体。在这一群体成员的革命书写中凸显出近乎于宗教虔诚的革命领袖崇拜倾向,其精神构成中内涵着强烈的领袖情结。在延安女作家的领袖崇拜话语中,可以梳理出情感逻辑、信仰逻辑和神秘主义逻辑的非理性因素。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延安女作家,为了获取自己的精神价值,借助于革命叙事有限地、部分地实现了介入公共政治生活、间接获取政治权利的欲望;她们对于领袖人物的崇拜与书写,是革命阵营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的表现。     

重估现代女作家的出现——以新文学期刊(1917-1925)中的女作者创作为视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入学堂学习的女学生迅速成为了新文学杂志的重要作者,在女作家成长的过程中,新文学期刊及其主办者、编辑者的帮助和扶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女作者们借助现代出版的平台走向社会,走向读者,以集体的方式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     

泣血的命运--评《谁家有女初养成》

当代著名女作家严歌苓的中篇小说<谁家有女初养成>,是一部荡气回肠、让人感慨万千的作品.它叙述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潘巧巧沦为杀人犯的过程.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与少女潘巧巧命运相关的人物,他们或温情脉脉极富爱心,或十恶不赦愚昧至极.他们共同造就或目睹了潘巧巧的悲惨命运,但同时,他们也在完成着各自的悲剧人生.作品以精妙的构思,细腻的笔触,深厚的感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代世俗画,揭示出了令人深思的主题.     

冯铿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心路历程

潮籍革命女作家冯铿的创作始终贯穿着一条关注女性命运、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主线。冯铿的作品序列展示了她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心路历程,从早期强烈呼吁社会为正在遭受苦难的女性"快谋救护的法子",到批判像"一团肉"似的所谓的"时代女性",指明女性"最后的出路"是参加革命,认为真正的新女性是"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掉干净"的革命女性。     

论20世纪40年代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性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众多女作家投入到新市民小说的创作中。这些女作家凭借其独特的新市民小说创作在大上海名噪一时,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且与女作家自身的生存状态及价值观念有很大关系。在她们的作品中有一类独特的女性形象——家庭女性。在女作家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下,在当时上海特殊的文化语境影响下,这些家庭女性在家庭身...     

论1990年代以来河南籍女作家的小说创作

1990年代以来河南籍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这是一种新的女性文学,它与当下女性写作中的私人经验泛滥无关,也与所谓女性叙事的身体自渎无关,而是呈现出了文学本身的美感和力量。她们以朴素而坦率的文字,描绘着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生存状况与情感心态,把一种真实的当代生活现场带到了我们面前。她们的创作拓宽了女性文学的表达空间,给当代河南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眷恋与弃绝之间——试论民国皖籍女作家的性别认知与创作

迅速崛起并不断更新的女作家群体,以其性别特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文化景观之一。其中,皖籍女作家虽不是最耀眼的,却能够自成系列,且在性别认知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从吕碧城到苏雪林、方令孺、张兆和,她们几乎生而浸润于社会精英文化之中,最大化地承继了包括性别认知在内的传统文化,也最先享受到那个时代所能给予女性的最高地位。对这种自身解放及因此而享有的社会地位,她们不仅有清醒认识,并且深知西方话语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传统文化日益解体,性别身份渐趋复杂,她们的文学创作与生命历程,颇能代表皖籍知识女性在眷恋与弃绝之间的辗转挣扎。     

吴文化的现代呈现及其流变——以20世纪40年代东吴系女作家的创作为例

吴文化具有水文化特质,跨越几千年,有其稳定的内核,但其形态因了时代变迁,也发生了一定的流变.以20世纪4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东吴系女作家作为考察对象,通过与明清时期的闺秀作家比较,可以看出,她们在保留了吴地女性刚柔相济、认同与接受吴地风物及文化气质的特点的同时,在文体选择、创作身份以及创作心态方面,都发生了改变,这恰恰是吴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碰撞后发生的流变在女性身上的呈现.     

名人教子之道

有一回，女作家萧红应邀到鲁迅家吃饭，许广平从街上的一家福建菜馆要了一碗鱼丸子。吃饭的时候．海婴最先夹了几个丸子放到自己碟里．然后开始吃，吃了一个后就说“不新鲜。不好吃”。许广平于是夹起一个来吃。感觉很新鲜，于是就批评海婴，并又给海婴夹了一个。海婴吃了这个以后，依然说不新鲜。许广平就生气了．严厉地斥责海婴。见此情形，鲁迅便把海婴碟子里的鱼丸夹起来尝了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