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我国由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的探讨与思考

论文阐述了推进我国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的背景、规划、核战略产业、军民融合海陆空领域的发展。首先题解我国核大国、强国的顶层设计、国外背景、10大产业的大国强国方向;进而阐明了我国已步入核电大国行列,在役在建设核电站进入世界第三位,但核电在国际国内能源、电力中比重很小,迈向核电强国任务艰巨;进而阐明举全国之力做强我国核工业,建设更先进的核潜艇,研发中国战略重器核航空母舰;建立强大有后处理的核燃料循环,打造“中国造”华龙1号,全产业链走出去;实施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推动核科技进步,继续研发、部署小堆项目建设;抓紧以核电代煤、治霾、减碳、供热的开发工作;加大核科技在农学、医学、科研、军工的应用。认真贯彻《核安全法》确保核工业安全发展,健全完善核应急体系,推动核安保能力提升,不断完善核安全结构和核安全系统的顶层设计,保障核工业安全万无一失。抓好军民深度融合国家战略发展,军民对接,使命承担,发展军民融合产业。     

"宽严并进"刑事政策在台湾地区的实践——以台湾地区2005年"刑法修正"为样本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宽严相济成为中国大陆基本的刑事政策。无独有偶,在海峡彼岸,台湾地区也推出了“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并以此为指导在2005年进行了“刑法修正”。台湾地区刑事政策的调整涉及面广,有其自身的特点,引起学界和刑事司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对大陆刑事政策和实践也具借鉴意义。     

两化并进:工业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的现实选择

实行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进发展 ,不仅是理论研究使然 ,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其核心是加速发展信息产业 ,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以工业化推进信息化 ,其核心是继续完成工业化 ,在此基础上促进和确保信息化的健康发展。这是两化并进的基本内涵之所在。“十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 ,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的现实选择应为 :要继续完成工业化的未竟事业 ,同时 ,应积极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有机结合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推进信息化 ,把工业化提高到广泛采用信息智能工具的水准上来 ,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努力提高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国际竞争力 ,发挥后发优势 ,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晚清公羊学双轨演进及其哲理启示

清代乾隆末年以后,重视义理阐释的今文公羊学说重新受到有识见的学者的重视,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而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继承庄存与学术路数者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等人,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学术变革和社会革兴的时代大潮。不过,到乾隆中叶已达极盛的考证学不会骤歇,仍然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对于这一视角新颖、内容丰富的课题,我们需要进行探究和总结,深化对公羊学说史和清代学术的独特内涵的认识,并且从中获得宝贵的哲理启示。而对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内涵和特色作深入的发掘,定将能为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体系提供重要助力。     

勿使并进：经学对子学有超越而无凌驾——董仲舒的帝国意识形态设计及其边际划定

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     

绿色崛起,闯出新路,引领示范

海南经济大特区要按"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路子"的目标要求,对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在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战略思路指导下,通过后发优势的政策落地,实业经济支撑,实现跨越发展;通过分层次推进绿色崛起,实现各层次经济均优发展,早日建成小康社会,和谐海南。从近期和中远期角度前瞻,海南的任务是绿色崛起,率先示范,分步推进,闯出新路。     

郑洪年的华侨教育思想与实践

郑洪年是中国华侨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他认为 ,华侨教育尤为民族命脉所系 ,非海外任何事业所能比拟。他反对教育洋八股 ,反对理论脱离实际 ,主张教育要中国化 ,华侨教育应适应华侨处在海外特殊环境之需要。指出教育者的错误是理论多 ,而实行少。强调教育要心力交用 ,知行并进 ,提出应重视生产教育、职业教育。他主政暨南期间 ,采取许多改革措施 ,制订“道德、科学、军事、职业、政治五种训练为暨南的教育方针” ,重视学术研究 ,主张兼收并蓄 ,学术自由 ,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学术团体 ,开展学术研究。     

民生与文明何以并进——孙中山对民生与文明关系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近代中国学者更多地思考文明与道德的关系,有的担心文明对道德的侵蚀而拒斥西方的文明。孙中山则将文明与民生联系起来,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得文明与民生难以调和,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严重,只有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才能解决。中国尚处于贫穷的农业社会,需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来将中国引向富强之路。文明与民生在中国是可以并进的,中国越文明,越有利于民生的改善。孙中山对文明与民生的矛盾的思考及其所持文明与民生可以并进的态度,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建设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袁可嘉译诗观初探

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其丰富的译诗实践中,形成了精辟入里的译学思想:肯定译诗的艺术性,秉承"宽严有度"的翻译原则,择取"陌生化"翻译取向,坚持"翻译与研究并举"。袁可嘉的这些译学观念不仅指导了自己的译介活动,对今天的译诗实践也仍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