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扇上的云到地上的歌 --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程

从何其芳的诗歌、散文谈起他前后期的艺术变化及心态变化.艺术的变化只是表层的,令人震撼的是何其芳怎样从要求启蒙、要求个性的小知识分子转变为自觉融入集体、融入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这具有深刻的意义,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一种警示.     

盛开在两岸传统文化殿堂中的生命之花——《荷塘月色》、《荷塘风起》比较研究

荷花飘香的烟雨江南,一直是历代中国文人的精神原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以其独具特色的儒雅与诗性,不断激发着中国文人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潜能.当代散文中,能与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比肩齐名的不多,台湾作家颜元叔先生的《荷塘风起》算是一个例外.虽然两文风格迥异,相去半个多世纪,横跨海峡两岸,但就同根同族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二者借荷塘风景所呈现的“隐逸情怀”却非常相似,犹如两朵盛开在海峡两岸传统文化殿堂中的生命之花,既遥相呼应又各自精彩,在传统文化、传统美学、心理学等多元化研究视野中彰显出两位作家既相通又不同的心灵诉求.     

发展的意义:基于发展哲学视域的一种分析

没有意义内容的支撑,发展观无疑是不完整的;没有意义的支撑和推动,社会发展将不成其为由人所主导的社会运动过程.由于发展中的人的意义已陷没于发展中的物的意义之中,"小我"的发展意义在严重排斥着"大我"的发展意义,而且人类创造意义的方式是不尽合理的.因而,当今人类正处于深刻的意义"毁灭"的危机之中.总体而言,对发展意义的拯救,应沿着实践创造和审美观照这样两条逻辑进路展开.     

中西方体育舞蹈选手运动水平的差距研究

体育舞蹈直到80年代初才传入我国,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发展,现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开始与世界接轨.而我国体育舞蹈与世界高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为了提高我国竞技体育舞蹈水平,缩小我国同西方体育舞蹈强国的差距,就必须从根本上找出中西方体育舞蹈选手在各方面存在的差距.本文将对中西方体育舞蹈选手的运动水平进行一个全面的比较,找出我国选手同西方优秀选手之间的差距及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旨在为我国体育舞蹈的科学选材和训练提供参考性理论依据.     

从《感伤的行旅》看郁达夫式感伤之神韵

郁达夫作为“五四”时期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先锋作家,是一个生活在夹缝中的人,骨子里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大丈夫气概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调,共同造就了一个独特的郁达夫。他的感伤既非斯特恩式感伤,又非传统文化中之感伤,这是一种融入了个人灵魂与社会精髓之感伤,是“小我”与“大我”完美结合的感伤。     

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身心合一论

身心关系为中西哲学最为重要的论题之一。王阳明认为“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身、心、意、知、物五者和合一体而不能相分离,共同构成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真己”,亦即“大我”。“大我”为前对象化、前认知化、前理论化的源初场域：其“心”为源初场域之神感神应,其“身”为源初场域的全幅显现。由于意识的自我对象化作用,人执定形体而落入“躯壳的己”亦即“小我”之中：“身”成为与心、意、知、物相对待的生理基础,“意”成为与身、心、知、物相对待的心理活动,进而两者有“非一非异”之关系。王阳明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重点不在于“小我”层面生理与心理交互作用下的感受与认知,而在于回归源初“大我”以实现生命的究竟安顿,这关涉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等更为宏大的视域。就此而言,中西哲学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有相互借鉴的可能。     

纪念性旅游场景中敬畏情绪体验对游客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

国家认同对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全球化冲击下,认同感正在经历着挑战。纪念性旅游景区是爱国主义与国家认同的教育区,不仅具有教育功能,还能唤起游客的敬畏情绪。鉴于此,文章以敬畏原型理论、情绪评价理论、“刺激-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在纪念性旅游场景中游客敬畏情绪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首先运用扎根理论得出纪念性旅游场景中游客敬畏情绪诱发因素并开发量表,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法,以“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为案例地,将“小我”作为中介变量深入分析纪念性旅游场景中游客敬畏情绪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将纪念性旅游场景中敬畏情绪诱发源分为象征性建筑、历史事迹记载、人文遗址遗存,小我分为环境浩大感、自我降低感,国家认同分为国家情感、认同行为、承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小我的二维度(环境浩大感、自我降低感)在纪念性旅游场景中敬畏情绪的诱发维度与游客国家认同维度之间具有中介效应。该研究不仅补充了敬畏情绪的作用机制,还在变量层次上丰富了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作为“朦胧诗”论前史的“人民”诗学——谢冕与公刘对“朦胧诗”意义的早期建设

在"朦胧诗"论争甫发生的1980至1982年间,论争的核心尚不在青年诗人的叛逆性问题,而在他们是否有资格忝列"人民文学"传统。公刘和谢冕都着意调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原则。公刘把握"人民的悲欢"以为评价原则。在对"人民"诗学的掘用上,谢冕较公刘走得更远。就理论本意而言",人民"诗学建设意指诗法的"大我"原则对"小我"的容纳",人民"群像之中可以出现表露特定类型的个人情感的"英雄"及"斗士"。在"朦胧诗"论争复杂的理论局面中,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人民"诗学有利于"朦胧诗"为主流诗坛承认,然而青年诗人在争论"人民性"传统的过程中,借用人道主义论改写"人民"的内涵,而与公刘、谢冕为之打开的理论局面相去甚远。     

郁达夫与岛崎藤村的文学创作之比较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的代表作家,郁达夫和岛崎藤村的小说都具有浪漫的抒情性和自叙传的特点,并在关于人生和性的苦闷的文学主题以及偏重自我暴露的内心告白和忏悔意识等方面都有相似性。但在诸多相似的文学特征的背后,却是他们文学创作上相反的变化轨迹。相对于岛崎藤村从"大我"出发、向"小我"收缩的变化特点,郁达夫则是以"小我"起步,循序渐进地不断向"大我"拓展。这种差异性的出现,既是他们对所承载的文学传统的趋近与回归,也是他们不同的文学使命和人生态度使然。     

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资源最为丰富,是"个人的崛起"的时代,受到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两大思潮影响,其人生观和自我观发生重大的转型,快乐主义取代德性主义成为人生之善,利己主义也获得了价值上的正当性。虽然从清末民初开始,物欲主义和享乐主义有日益弥漫之趋势,但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占据思想上的主流。相反地,另一种源自中国传统的"大我小我"论,经过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发掘与提升,成为普遍的自我观。"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传统,尽管与西方的"权利个人"大异其趣,但以其独特的方式,获得了另一种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