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屯堡科田买卖契约的法律史分析——以吉昌契约为例

关于科田的属性、地位和作用等,前人做了不少研究,但是由于材料限制,通过分析明清以来科田流转的具体个案,来对其性质、流转等问题进行论证的尚未见之。本文以新发现的吉昌契约文书为材料,就西南屯堡科田流转中的特征进行了法律史的分析和总结。     

屯堡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结构性差异及其变迁研究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在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和城镇化水平上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周边少数民族在三个维度上整体滞后于屯堡人。但当前这些差异已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逐步缩小。这种结构性差异历史上是由于族群隔离、歧视政策造成的,当前则主要在于族群自身因素。为进一步缩小甚至消除这些差异,应在正视各民族合理差异的基础上制定民族融合政策,通过经济发展、文化认同、政治参与、社会包容等策略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

长期以来 ,学术界普遍认为贵州安顺屯堡人的主体是来自凤阳、南京等地的“老汉人”的后裔。然而 ,屯堡妇女长袍大袖粗长腰带、从不缠足、婚前蓄辫、婚后挽发梳髻等特殊服饰和发式 ,屯堡人强烈的卷舌音、儿化音乃至颤音等特殊语音以及某些特殊语汇、特殊食品、特殊的祭祀习俗 ,加上大量的历史记载表明 ,安顺屯堡人主体的祖先应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     

表达与被表达的相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屯堡文化

作者根据自我优势和社会需要的可行性原则,选择安顺屯堡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与问题,是因屯堡文化及相应表达途径、研究方法更宜于作者实现个人创作价值与目的,而所有方法旨归于作者的自我追问。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屯堡文化承担起面向读者展示作者研究水准、学术志趣甚至精神思想的任务,与作者构成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反身性”关系。通过研究可知,“安顺”这一命名具有介入传统旨趣的复兴门径的作用;而“踩财门”等祭祀祈福仪式中戏剧人物身上发生的功能置换从而使其具有“元戏剧”特征,这打开了阐释屯堡文化的另一种路径;对屯堡文化生态意识在贵州乃至中华文化生态链条上漂积与演化的探索,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构成以及在新时代流变形态的寻求等,既展示出作者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作者知识体系的审察与修正。从方法论层面来探讨安顺屯堡文化的“元戏剧”“活态原典”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为多民族文化良性互动并达到更高层次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一种可能方案和路径。     

文化的主体性与屯堡文化研究

文化主体性是民族自立自强、永续发展的根本维系。文化自信源自文化的主体性。文化自信作为文化自觉的核心要义,是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之上,是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演变、特质和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对自己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的理性把握。屯堡文化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其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包容性的典型,蕴含了中华文明追求团结统一的国家观、中华民族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     

礼仪与民俗:从屯堡人的礼俗活动看日常生活的神圣化

屯堡人礼俗活动的高度象征化、深度混融性以及内在超越性,使得日常生活本身成为神圣进行自我表证的一个路径。当作为一种神显形式的礼仪实践被泛化为一种礼俗生活之时,神圣已非人们日常生活的"在外者",而是内化于其中。礼仪实践的泛化,使得神圣的仪式活动与世俗的日常生活的二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理解这种弥散于生活之中的神圣感,能让人类学的研究在经验上和观念上对从宗教话语体系中衍生出的"神圣论"加以适当修正,从而获得其更为深刻的解释力度。     

从居住格局看黔中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

从居住格局这一视角分析贵州省安顺地区＂屯堡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当代的演变情况。我们发现：今天在安顺屯堡地区,居住格局隔离程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依然很高,但并没有导致屯军后裔与当地少数民族关系的不融洽。居住格局的变迁,进一步促进了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屯堡地区各民族的和谐相处。     

居住格局视角下黔中屯堡人与少数民族关系刍议

本文从居住格局的视角出发,对当代黔中屯堡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认为黔中屯堡人与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呈现错处和内部隔离的特点;而伴随打工潮的出现,屯堡人与少数民族在劳务输出地的关系则主要受到当代经济发展背景的影响,地缘联系成为其社会交往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