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文化内涵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以现实空间作为物质载体,反映了古人将世界分为仙、人、鬼三重界的宇宙观,其中的体验空间实现了地理学的想象与历史想象的高度融合。空间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灾害、农牧业、生物物种等生态环境。宫廷空间叙事反映了皇权统治的暴虐,山水空间叙事反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官场空间叙事反映了官场官风的腐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具有特定的伦理意蕴,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均有所反映。     

关于宋明命妇服饰的简单探讨

命妇服饰作为中华服饰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过多探讨。关于宋明服饰大多数人只知道是传承关系,而对其传承与发展则较多忽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到国人的关注。     

壮族民间黄巢传说的口述史意义

在壮族地区流传着一些黄巢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壮族民众展开联想和想象，传达他们的历史记忆，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表达他们关于黄巢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认识。壮族民间的黄巢传说可以补正官方历史文献，具有珍贵的口述史意义。     

婆罗门教、佛教“有无之辨”的交集——《五百梵志经》初探

《五百梵志经》最早为道安所记录,并被认为是一部失译经典。后代经录则多将其认为是中国人所撰的伪经。本文根据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本,认为此经是一部翻译经典,其核心思想源自婆罗门教的古奥义书。在东晋时期由于本经中独特的从无生有的思想,它还曾被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深引为经据。此后本经还被改写作为《百喻经》的序分。改造者似乎受到了佛道论争中关于道和自然关系问题的辩论的影响,而对此经作了一些改动,由此显示佛教对道教的优位性。由此大致可推断这一改编过程可能发生在初唐或此后不久的时期。     

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

明弘治至隆庆的80年间,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修纂处于宋元以来的高峰期,以丁忧、致仕官员领衔的居乡士绅掌握了书写各自属地方志的优先权。吴宽、王鏊等九位来自吴县、长洲的在地士绅,凭借各自仕宦经历、科举功名、本人或家族的交游网络成为正德《姑苏志》的书写者,拥有将私人书写转化为地方公共书写的便利,但化私为公的程度有限,更主要地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     

四川方言志语音编写中存在的问题

新编撰四川方言志语音志存在记录方音体系不完备、不准确、不规范 ,以及方音特点未得到记录等问题 ,这些问题影响到方言志的价值。问题的出现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可通过六表完备和协同配合加以解决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释义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论其意旨的两句话似须重加标点,作为重文的"矣心"字当读若疑,并且其一字为句,其下之语是对于它的说明.这样句读的理由在于<小(日文)>一诗所涉及的"疑"有多种意蕴,并且"疑"字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多种用法,所以<诗论>作者将其意义限定而予以特指,以准确说明<小(日文)>诗的主旨.     

中国传说时代洪水问题新探

将文献资料与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及第 四纪地质研究成果相结合，可以得知：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发生洪水属历史事实；传说时代我 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普遍遭遇洪水灾害，各地水灾具体性质存有差异；发生洪水的根本 原因在于自然因素的状况即主要是气候的变化造成的，但早期人为活动对天然植被的破坏 ，很可能是造成某一地域局部范围洪水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观看《音乐之声》的七大理由

之一:领略一下传说中的百老汇舞台对许多人而言,百老汇的舞台一直是停留在电视中、停留在书本介绍中的。这次可以最近距离目睹家门口的百老汇舞台,何乐不为?《音乐之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未曾领略过的百老汇的舞台,简洁的舞美不华丽,不抢戏,但可以如期让全剧快乐的情绪感染自己,这个期盼值还不够高?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代议制立法活动之产品的法律制度的有限性,二是代议制自身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立法制度的有限性.前者在根本上乃是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体现,而后者则与代议制立法活动所尊奉的多数原则密切相关.在诸多论者为代议制立法提供的制度助益方案中,都透现着间接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民主原则所需要的内在机制,即讲求程序和中间层次,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聚合功能和意见整合功能.第三部门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社会成员零散的利益需求集中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志主张,更在于其针对立法展开的意见交往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能够使国家立法获致更完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