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教、佛教“有无之辨”的交集——《五百梵志经》初探

《五百梵志经》最早为道安所记录,并被认为是一部失译经典。后代经录则多将其认为是中国人所撰的伪经。本文根据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本,认为此经是一部翻译经典,其核心思想源自婆罗门教的古奥义书。在东晋时期由于本经中独特的从无生有的思想,它还曾被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深引为经据。此后本经还被改写作为《百喻经》的序分。改造者似乎受到了佛道论争中关于道和自然关系问题的辩论的影响,而对此经作了一些改动,由此显示佛教对道教的优位性。由此大致可推断这一改编过程可能发生在初唐或此后不久的时期。     

曹植私制鱼山梵呗如何成为中国佛乐的标本

正如仓颉被认定为汉字的创造者,曹植因其帝王世胄和不世出的文艺天才和佛道修为,被佛教史家推定为中土佛教音声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坚持相信,鱼山梵呗之所以被立为标本,是因为曹植"拟其声而制梵呗",而且"冥合西域三契七声"。这种因感佛助而极具创造性的拟仿而不是照抄,既能很好地契合中土语文与音声的特点,便于中土广大佛教徒学唱;又能遵循佛教音声以"本行之音"传达"无相之旨"的"声文两得"原则。     

阿富汗出土梵语戏剧残叶跋

20世纪90年代中在阿富汗出土了一叶梵语戏剧残片。本文介绍了哈特曼教授对该残片的转写与英译,并结合汉译佛经中与印度古代戏剧表演相关的史料,为中印（或梵汉）戏剧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中印古典戏剧叙事对话点滴

近至世界史中古时期才成熟的中国戏剧（戏曲）,无可避免地受到域外一些戏剧艺术因素的影响。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印度古典戏剧（梵剧）对中国戏剧发展过程的影响问题。梵剧对中国戏剧发展存在＂点点滴滴＂的影响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其中的影响、接受或变形等因素目前尚未得到具体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本文通过对傀儡戏等戏剧造型艺术,对歌、舞、音乐等戏剧要素,以及戏剧叙事文体（剧本）等问题的系统考证,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对梵剧对中国戏剧发展的影响问题进行探讨和阐发。     

中国古代注音法“反切”的中印文化渊源

追溯中国汉语语音研究的历史,汉末反切的发明是其肇端。对于反切之起源问题的考释,当将研究视角定位在对音节两分的审音能力的形成——反切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域。在字母、四声、韵书还没有出现之时,作为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的方法的反切首先出现,它不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产物,也不完全是来自西域梵语,而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本土音节分析能力的积淀,是反切产生的内在因素、产生的沃土;伴随佛教而来的梵文拼音原理的传入,是反切产生的契机。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产生了在中国运用时间达近两千年之久的反切。     

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七佛塔碑记考

七佛造像在我国早期石窟中多见,在建筑石刻中,全国仅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七佛塔为一例。清代乾隆皇帝在大慈真如宝殿后为供奉七世佛像修建藏式塔亭一座,将七佛的种族、姓名、神足、执事弟子、佛子以及父母姓名等分别刻在7块石碑上,并御制《七佛塔碑记》以记之。七佛塔的塔亭设计、线刻佛像、所刻碑文等对研究清代的石刻艺术和民族关系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梵像卷》观音造像与大理国的信仰结构

<梵像卷>的画面整体排布和人物造型体现了大理国异于南诏时期的信仰格局,从中能够找寻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刻痕迹,尤其是观音造像,更是体现了明显的汉系特征.替代了蒙氏南诏国的大理国必定要改换门庭,重新打造主流的精神典范.大理国佛教文化形态的选择,同时与中原的示范效应密不可分.     

欧美商业新“圣经”：从《孙子兵法》到《薄伽梵歌》

印度古书《薄伽梵歌》新近变成了哈佛、沃顿等商学院的必修课，并成为欧美大企业总裁及高管的必读秘笈。之前，占据这一席位的是中国的《孙子兵法》     

圆融的生--泰戈尔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泰戈尔的散文诗歌的魅力在于它的对“爱”———那种充溢于宇宙万物当中的暖融融的爱意———的吟唱。不同于印度传统精神中的“寂然于万物” ,泰戈尔思想中有着西方文化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强烈的个体意识和对和谐完整、统一宁静的追求 ,使得他的散文诗歌中的生命意识既区别于印度传统又远离了西方哲学、文学中的生命意识观。     

《奥义书》释奥

作为印度传统精神文明的重要构成,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古圣梵典《奥义书》在凝聚古代印度民族心魂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奥义书》精神体验的基点与信仰理念的核心乃是实现个人＂自我＂同宇宙精神契合通同的＂梵我一如＂境界和通过宗教修行超越轮回达到灵魂解脱两种诉求,以阿特曼＂四位＂说为表征的解脱观念与＂梵我一如＂思想并行不悖地贯穿于各种部类《奥义书》诗文的字里行间,这两方面内容共同构成了《奥义书》信仰的文化基础和哲理思维的深层蕴涵,支配、影响印度人的精神生活长达数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