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阙卷后人伪撰考

《唐会要》是我们全面了解唐代典章制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学界一般都认识到通行本（即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或出自殿本的排印本、点校本）《唐会要》卷七至卷十，是后人所补，非其原本。然而采用史源学、版本学、校勘学以及避讳学的方法，考察《唐会要》阙卷文字来源，亦可证明卷九二之“内外官职田”类及卷九三所采文字与明本《册府元龟》一致，而与宋本《册府元龟》有异，当是抄撮明本《册府元龟》，卷九四则全抄录《通鉴纲目》。由于其补作方式与卷七至卷十迥然不同，而与原本他卷没有任何差异，后人多受其欺，故视之为伪撰。今人利用《唐会要》须谨慎区别。     

论清代武英殿聚珍版印书之鉴定

武英殿聚珍版书的出版，是清代官方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当时曾引起朝野震动。无论其所印书的资料价值，还是活字印刷本身的意义，影响都是深远的。本文论述了清代武英殿聚珍版印书的来历、刊刻情况、版刻特点及相关问题，并从版本鉴定角度提出了考证武英殿木活字印书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乾隆的遗产：嘉庆朝官修图书与文化事业

嘉庆朝完全继承了乾隆朝的官修图书编修机制,持续产出大型官修图书,维持朝廷对于文化事业的引领。在乾隆朝趋于完善的《御制诗集》编修机制规范着嘉庆皇帝御制诗的创作行为,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存诗数量第二多的诗人。从嘉庆朝臣子们宫廷献诗的情况来看,嘉庆皇帝对于朝廷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嘉庆朝的文化特色正是其在整体上受制于乾隆朝文化统治的“惯性”;当时士人风气的整体转变与嘉庆朝的文化政策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断层。     

曾父教子育良材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湘军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这么一位功成名就的人，一生的爱好就是读书，曾国藩的这个好习惯，与父亲曾麟书的成功教育是分不开的。     

《四库全书》风雨二百年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为了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采用历代君主搜求典籍、编纂图书的方式,颁发征书之谕,并决意将《永乐大典》“详加别择校勘”,“择其醇备付梓流传,余亦录存汇辑,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